这一段说的比较要命，特别是对学而优则仕的天下士子以及尚未求得功名的读书人，下围棋，便是将自己甚至整个人生降格在方寸之间的“一枰之上”。棋艺再高，文化上既不是经史子集可比，艺术上也不是六艺之列。立身，不足以经国。求道，更不是“孔氏之门”。用兵，又岂能谈孙武之法？两个人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冥思苦想，满脑子想的都是“以变诈为务”，“以劫杀为名”，种种行径，都不是圣人之徒之所为也。
“……当世之士，宜勉思至道，爱功惜力，以佐明时，使名书史籍，勋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务，当今之先急争也。夫一木一枰孰与方国之封？枯棋三百孰与万人之将？衮龙之眼，金石之药，足以兼棋局而贸博弈也。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诗书，是有颜、闵之志也；用之于智计，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资货，是有猗顿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将帅之备也。如此则功名立而鄙贱远矣。”
最后的苦口婆心，声泪俱下，不可谓不令闻者动心，听者动容。客观而言，作为围棋史上难得保存最为完整的早期专门文献之一，而且还是一篇为数不多的较为全面系统地否定围棋的论述性作品，《博弈论》显然还是有着其他围棋文献所不具备的历史价值。甚至，我们还可以将它视作三国时期相对于璀璨的建安文学之外，不那么耀眼的一篇不可多得的东吴文学之佳作来看待。所以，这也就自然而然引出了这篇貌似占据了道德高地的正统文章，其背后隐藏着的政治意味：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民不聊生，汉室式微，最终三分天下。作为割据三方之一的东吴政权，既没有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发优势，也没有蜀刘皇叔加身的正统旗号，因此素来在三国中忧患意识最为强烈。落到继任太子孙和头上，整个朝野上下的集体忧患意识，在他身上无疑将变得更加变本加厉。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半路太子，也不仅仅因为他需要做出的这个政治姿态，以便给天下人尤其是他的父王孙权看。更深层的根源，还在于孙和主观思想中的“自然天子属性”与“未来我是一个明君”这样的潜意识，使得这场针对围棋的不大不小的文化运动，表面上好像政治作秀实则其核心还是有着崇高使命感的真实动机。
而在另一方面，年少气盛的孙和自然也有着不甘人后的争胜心理。更胜一筹的刘皇叔汉室正统大旗，以及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威视庇佑中的邺下文人集团，带给东吴和孙和的压力首先是来自于文化上的压迫和炫耀。所以，如果想要超过曹魏和蜀刘两家必须得在文化上有所突破。围棋在蜀刘尤其是曹魏朝野上下之风风靡一时，不仅建安七子各个棋艺高超，就连一代枭雄也对围棋喜爱到痴迷的程度。一旦将围棋定义在耻辱桩上，无疑将是一场在精神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如此，《博弈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还是应该指出，孙和及其以韦曜为代表的文人圈子对围棋的批判，相对于当时人们沉醉于声色犬马的整个社会风气还是有着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只不过那时即使身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集团，恐怕也没有人意识到“棋运即国运”这样的历史走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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