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形态，是关于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社会文化体系。这是一个有点绕口的官方定义。
事实上，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针对宗教也有两句名言：
“如果没有上帝,也应臆造出一个上帝。”“如果要使您的人民安静并强大,就必须让宗教服从国家的法律。”
同样的，拿破仑也有一句关于宗教的说明：
“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精明的征服者是从来不同神甫争吵的。可以既迫使他们就范，又利用他们……可以嘲笑占卜师,但是最好还是同他们一道吃献祭的小鸡。”
法国天主教在波旁王朝时代是国教。大革-命开始以后，它成了革-命的对象，其土地财产被没收，教堂被封闭，宗教象征被摧毁，宗教活动被禁止。
其教士，又因为革-命者的意志，被迫分成拥护政-府的少数派（即宪政派），和反对政府的多数派（即正统派）。伴随着非天主教运动，又出现了崇尚理性之神的敬神博爱教。
这一切，引起了许多教徒，特别是农民教徒的不满。一些地方的叛乱就是打着恢复天主教的旗号进行的……
在18世纪的欧洲各国，宗教对于政-府都是非常有用的。激进雅各宾派对传统天主教的无底线攻击，导致民众思想混乱，国内暴力横行，社会持续动荡，以至于罗伯斯庇尔不得已拉上坟墓里的卢梭，创造出一个更为糟糕的国民宗教，“最高主宰”。
而现在，安德鲁在凡尔赛镇上的所作所为，就是释放出一种强烈的信号：必须让改良之后的天主教与神父们，重新回到普通法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让宗教成为2800万民众的日常心理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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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改良，就是在保留大革-命基本成果的基础上，有限制的逐步恢复天主教。此外，天主教不再是法兰西的国教，而是共和国大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它将从属于国家，为国家服务。
具体一点来说，教会必须放弃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不再征收任何形式的“什一税”；大主教、主教等必须由国家领袖任命，而远在罗马的教皇只有签批同意的份儿……
改良的最终目的，是要将保守的天主教会，从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改造成为“共和国政-府的附庸”。
毕竟对于上位者而言，任何宗教的最大用途，就是成为统治者手中巩固自己政权的一种政治工具。
尽管安德鲁的内心坚持认为自己是一名无神论者，但穿越者已经充分意识到，天主教和神职人员在未来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力。
基于此，他对于神职人员一贯都是礼遇有加的，从帮助巴黎东郊小屋的穆尔丹神父和两位年长嬷嬷，到拯救贡比涅森林的十多位可怜修女，以及主动前往凡尔赛的天主教堂，临走前还捐赠了两千里弗尔，作为重建城市教堂的募集资金，都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当然，安德鲁公开表露自己的宗教观，是基于国民公会已大幅度放松了对天主教管控的事实。他所做的，只是作为一个拥有极大权势的人民代表，将天主教回归法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日期，大大向前推了一把。
安德鲁确信，想要消除暴戾成性的各种极端派，断头台、流放、监禁与各种惩戒都不是根本，更重要的，是需要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加以驯服。因为宗教是“破坏力和想象力的天然疫苗，它可以使想象避免任何危险和荒谬的信仰的侵蚀。”
大恐怖时期的事实证明，民众一旦放弃或是强化了固有的信仰，就只会快速滋生出一些极端主义者。
于是在巴黎，想要毁灭一切的极端分子一而再，再而三的绑架国民公会，将革-命推入大恐怖时期；而在旺代，那些打着扞卫宗教的保王党首领，裹挟着上百万的无辜农民，想要与共和国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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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安德鲁从宗教看到的不是化身的奥秘，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奥秘。
也顺便说一句，在凡尔赛镇教堂内外发生的那一幕，压根就是安德鲁提前指使的。
一方面，他是想在巴黎寻求神职人员，天主教徒与与其同情者（主要是平原派）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为了在旺代地区，实施民族和宗教和解的需要。
不出意外的话，安德鲁不久就将作为救国委员会与国民公会的全权特派员，继续“督师”旺代与布列塔尼。
……
在1793年冬天，巴黎的人们出门要戴红帽子，市政-府的官员穿上木靴。而现在，到了1794年冬天，几乎没有人再戴红色软帽，因为早被“热月以来的大洪水”冲得一干二净了。
那些富裕的男公民，开始挖空心思找最优雅的服装，于是他们穿得就像是古代的自由民；至于具有冒险精神的女公民美丽而大胆，一个个身穿“真空装”古希腊服饰，犹如回归巴黎画家达维笔下再现的古希腊人；长长的发辫包在古式闪闪发光的发网内，古希腊妇女样式五颜六色的长裙，裸露着小脚，像古典雕像一样，只穿着用丝带系着的凉鞋，挑战巴黎的寒冷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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