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张行成的“太极观是具体的六爻卦，是形而下的。”“与后来朱熹、蔡元定以《先天图》环中之‘中间虚者’为太极的宇宙论是不同的”。
(2)洪迈没有提及，朱熹也没有评论。
(3)邵雍并不以浑天术言天。
(4)《翼玄》是注释《太玄》的，“用以明三元符号系统《太玄》的书中，又怎能有此二元符号系统的图呢”这几点意见很值得商榷。
第一，无论是“形而上”太极观还是“形而下”太极观，与阴阳鱼太极图都没有直接关系，郭氏说：张行成“既不以先天图中间虚处为太极，就不会有此《易先天图——浑天象》之图”。真不知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
阴阳鱼太极图中间并不是虚处，而恰恰是实处(由黑白两『色』交互构成)，如按郭氏的说法，恰是“形而下”，由“形而下”的太极观演变出“形而下”的图形不是更自然、合理吗(当然并非如此简单，下文将具体分析)倒是“中间为虚处”的所谓“形而上”太极观只能派生出空心圆太极图，而难以派生出“阴阳鱼交互”这种“形而下”
太极图。
第二，说掌管国史图书的洪迈如果见到阴阳鱼太极图就不会以黑白半圆表示两仪(“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这种推测是没有说服力的。无论洪迈是否看见阴阳鱼图，都没有理由强迫他不许采用黑白半圆太极图，他可以不喜欢阴阳鱼图而更偏爱黑白半圆图。
事实上，当时大多数人都是偏爱黑白半圆太极图的，因为它简单明快地表示了太极生两仪之理(这一点并不亚于阴阳鱼图)。如朱熹评论：“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图左一边属阳，右一边属阴”。(同上)再说朱夫子无论怎样“博学多识”，也可能有未见到的东西。以此作为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而事实上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托蔡元定入蜀寻找易图，蔡从蜀之隐者手中求得三图后，可能给朱熹看过，因为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在给蔡季通的信中说：“前日所说磨崖刻河、洛、先天诸图，适见甘君说阁皂山中新营精舍处，有石如削，似可镌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须刻卦印印之，乃佳。……三图须作篆，乃有古意，便当遣人送伯谟处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六十、六十一)这里说的“先天”图很可能就是这张“先天太极图”(外套六十四卦的阴阳鱼图)。
可是到了次年(庆元三年，1197年)刻在阁皂山的图都只有“河图”、“洛书”两幅。为什么最终没把“先天图”刻上去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磨岩镌刻比较困难，因为此图外套六十四卦(这一点可以肯定，至于里面是“阴阳鱼”图还是六十四卦方图已不可考)，要把这些复杂的卦爻刻上去是较困难的，所以朱熹设想“刻卦印印之”。
二是与河、洛二图比较并不重要。根据胡渭的推测，此图“出希夷，源自伯阳，不若根柢大传五十有五之数为得其正耳。”可见这张图不如河、洛来得正宗。
胡渭这句话是解释蔡季通“秘而不传”的原因的，而实际是蔡季通、朱熹都觉得没那么重要，加上镌刻又困难，所以就弃而不刻了。对此，束景南先生认为；所以只刻二图，是因为八分的“河图”与九宫的“洛书”本已包含了这张图，三图本为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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