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朝之前，这三个人李破都要分别见一见。
这是当初赏功之事还有争论的时候，范文进提出的建言，李破欣然纳之。
范文进和当年的封德彝有些相似之处，他们都很擅长解决问题，轻易就能抓住问题的关键之处。
这是一种类似于天赋的东西，很多身居高位的人都有这种特质，只不过范文进和封德彝表现的更为突出，运用的也更为娴熟。
门下省沟通内外，需要这样的人坐镇，作为皇帝和外臣之见必不可少的润滑剂，但立场却很明确，肯定是要站在皇帝一边的。
这中间的分寸很难把握，一个不好就会被朝臣群起而攻之。
就像后来的阉宦一样，权势富贵皆来自皇权，自然不遗余力的为皇帝办事，所以骂名也得给皇帝背着，结果就是和朝臣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如今的门下省本就脱胎于内侍，以前就叫内侍省，和后来的阉党不同的是，门下省没有那么明显的制约外臣的职能。
他们更多的是顾问于皇帝左右，另外为皇帝解决一些写写画画，拟诏传诏，内情外达之类的杂事。
封德彝故后，长孙顺德以门下侍郎之职主理门下省，一直没能晋升侍中，就是因为李破对他不太满意。
因为长孙顺德和外臣牵扯太深，往好听了说是交游广阔，不好听就是勾连内外，有不测之心。
这是门下省任职的官员的大忌，不出预料长孙顺德最终也坏事在这上面。
范文进就很称职，他和朝臣之间没有什么交往，比封德彝更妥当一些。
不如封德彝的地方则在于，于政见上少有卓见，身体也不太好，总是让人有点担心，第二天就见不到这人了。
当初封德彝在时，即便年岁老大，也没这么病弱。
…………
范文进当时建议皇帝见一见苏定方等人，再做决定不迟，这明显是平息分歧的折中之举。
李破觉着这么做不错，外臣们也能接受，他们还是非常相信皇帝的眼光的，这也是李破执政多年积累下来的威望所致。
自苏定方等人入京，一直拖到现在，秉持的是观其行察其言的道理。
不得不说，苏定方和裴行俭表现不太好，不够“稳重”，加上他们的年纪，就会给人一种有些轻浮，不能交托重任的印象。
其实反过来想一想，年轻人正是野心勃勃，追求功业的时候，哪能像久经宦海的老人那样，任凭八方风雨，我自岿然不动？
谨慎，稳重这样的词句用在年轻人身上，本就不太对劲。
李破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和朝臣在赏功之事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虽说用了手段，把外臣们的声音都给压了下去。
可暗地里，皇帝和一些朝臣有了较劲的意思，如此一来，苏定方几个就成了皇帝的脸面。
他们行差踏错，那就是在打皇帝的脸。
李破回想了一下，也不晓得哪里出了错，竟然把自己摆到了有点尴尬的位置，属实不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许是听到辽东大捷的捷报之后，有点飘了？
…………
李破看了看不远处的褚遂良。
没有突发的事件，冬天事情本来就少，加上时值年末，在太极殿值守的人就更少了。
孙伏伽和上官仪属于雷打不动的那种。
除了他们得到了皇帝信任之外，孙伏伽是右谏议大夫，和中书的左谏议大夫都属于特殊的谏官，而且保证了唯一性。
皇帝们谁也不想耳边不得清净，所以多年下来，身边常设的谏官就只一位，多了的话你一句我一句的，还让不让皇帝活了？
上官仪则属于际遇使然，自从有人泄露了起居注，起居郎除了上官仪这个之人，其余皆被遣散。
待到唐俭事败，两个泄露起居注的起居郎也跟着唐俭上了刑场，抄家灭族不在话下。
在皇帝身边做事你还不老实，惩罚尤其严重。
如今的几个起居郎都是陆续上任的新人，不如上官仪“资历老”，李破对上官仪也很满意，即便其他起居郎轮值，他也会故意问一声上官仪何在。
于是在其他几位新人的羡慕嫉妒恨中，上官仪便成了常年侍从左右的那个，以他的年纪来看，这位文僧前程一片大好。
…………
李破招了招手，示意褚遂良上前说话。
褚遂良起身上前躬身道：“陛下。”
李破随意的道：“卿自西北归京也有些时日了，年末赏功的事清楚吧？”
褚遂良在西北被晒的脸膛黑红，皮肤有明显的风吹日晒的痕迹，可见他在西北东奔西走，没少干了实事。
事实上也是如此，凉州，西海，高地各个羌人，吐谷浑人部落几乎都有他留下的足迹，他对西北各族的民风人情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褚遂良就是那种典型的不怕有重责，就怕无权亦无事的人，加上当年他们父子侍奉过薛举，对西北本就不陌生。
如今这一圈走下来，即便是驻守了西北几年的张伦，也不敢说对西北各族比褚遂良更为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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