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的番舶，有多少是番人、倭人，多少是沿海的士绅与豪强？”
听到藩台这样的质问，施文德浑身颤抖，惊惧地无以复加。作为海商中的一员，他其实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十艘倭船中，有七艘是假的明船”，“十船海船里，则有九艘，用的都是不能查的堪合”！
而宁波港海贸利益分润的背后，则三成归管着市舶司的中官，四成归坐地虎的士绅望族，两成归往来运货的海主，一成归提供堪合挂靠的倭商，并无半分交给朝廷！
这是一条极为庞大的利益网络，源源不断地向着大明江南腹地，流入了大量的奢侈品与银钱。沿海士绅的财富急剧扩大，对土地的兼并也在与日俱增。若是一个江南出身的布政使，对于沿海这种私贸情况，自然耳熟能详，也不会真的下什么狠手。
浙、闽、粤沿海三省的市舶海贸，各家沿海的士绅望族都参与其中，不过或多或少的问题。没有那一家大族真的屁股干净，也没人会把刀，砍到自己身上！
可眼下，这一位山西出身的布政使，从陕西调任到浙江，是真的和庞大的沿海海贸利益，没有半点的瓜葛！
倘若他真得要要代表朝廷，整顿浙江官场，收紧海禁，开始清算“普遍违法的海贸”。那这样一位备过北虏的北地进士，可是真是圣人手中一把锋利的铡刀！
这样一把朝堂大刀挥下来，且不说能不能真的砍死那些“坐地虎”，至少冒头的蛇鼠，是必然要身首分离的。而他施家都在藩台这挂上了号，都“颇有豪名”了，还能幸免吗？一个普通的举人名号，可庇护不了这种大场面…
这就是大明海商的悲哀。哪怕他们能凑出几百上千人，纵横南洋倭国，也依然只是大明“食物链”的底层。除非，海贸继续扩大，海商的力量继续膨胀，直到能强行从这个“食物链”中挣脱…但到了那时候，朝廷的目光望来，恐怕就不仅仅是一把铡刀、死几百人的问题了！…
“大人！藩台大人！…”
施文德再也坐不住，直接“噗通”一声，跪倒在布政使王哲的面前。他战战兢兢，汗水涔涔，努力辩解道。
“藩台大人！…海贸虽然确实是…违法颇多…但毕竟…始终依托朝廷允许的番舶贸易…从不敢公开打出旗帜违逆…”
“而这些番舶贸易，也确实给了许多无地的浙省小民，一条养家糊口的活路啊！…”
“本朝宁波四大望族…西湖陆氏、槎湖张氏、江北屠氏、镜川杨氏…都是进士之族！这二十年里，他们荫庇的田地数千上万亩，驱赶了数以千计的小民入城…”
“若无番舶贸易雇佣人手，那这数千没有生计的小民…就只能变成流民，饥寒冻饿而死啊！…望藩台大人抬一抬手，留一条海贸的缝隙，放小民们一条生路吧！…”
“嗯？西湖陆氏、槎湖张氏、江北屠氏、镜川杨氏…无地小民，变成祸乱的流民？…”
闻言，布政使王哲捋着胡须，久久都未曾说话。士大夫们满口“以农为本”，但真提起土地兼并这种事，就很难回答。按照朱子之学，这答案毫无疑问，自然是要大力抑制兼并，惩处豪强，保证小民活口的耕地！
但实际情况上，现在大明真正占地的，从来不是豪强，而是有功名的士绅望族，是士大夫的自己人。在这种现实下，真的很难清查田亩，砍一刀到士大夫自己头上。
哪怕，王哲是个没有利益牵扯的北人，可若是没有朝廷的大力支持，他也没法下定决心，对“陆张屠杨”这些望族动刀的！
若是不解决根本的兼并问题，不提供耕种的土地，就单纯禁绝海贸，不给无地小民活路，逼他们变成流民…对王哲这个布政使而言，就是弊远大于利，很容易弄出民变来。
而在这弘治中兴的年间，他也没法像一百多年后，崇祯年间“士风堕落”的士大夫们那样，说出“杀尽流贼”这种混账话来的。
“宁波东西，尚有滩涂丘陵…若是勉力开垦，也可得薄田些许…哎！”
布政使王哲说了一半，又轻叹一声。国朝都立国一百五十年了。像这种人口阜盛的江南腹地，又哪里还会有没开垦的田地？那些滩涂丘陵，根本开辟不出来，稻、麦都很难成活，连种子都收不回来…
“罢了，罢了！朝廷不与‘民’争利。我在这浙江布政使的位置上，最多也就呆个两三年。有些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深究…”
布政使王哲摇了摇头，眼中的杀意消失不见，只剩下无奈的苦笑。
大明朝确实不与“民间的士大夫”争利。这都一百多年了，一没有订立贸易关税、征收海贸商税，二没有控制铜银、铸造银元货币。海贸利益的大头，一直以一种官僚体系默许的、视而不见的姿态，流入到沿海士绅的腰包中。
这些年间，不是没有士大夫上书，倡议市舶司改革。朝廷也认识到“番舶”商税的流失，内部争论不休。但在这大明朝发达的文官体系中，想要做出一番改革，又是何等的艰难？只要想要真的改革些什么，变动些什么利益的分配，就会面临巨大的政治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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