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习都很认真，因为他们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很多人为之苦苦等了十年。大多数人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宿舍——食堂——教室。每天早六点上早操，晚上十点熄灯后，很多学生依然躲在被窝里用手电学习到深夜。
更有聪明绝顶的同学，把天棚电线的绝缘橡胶包皮剥开一厘米左右，掐掉台灯的插销，换上“狼牙夹子”，夹在裸露的铜线上，继续学习，直至下半夜，大有凿壁偷光的古风，十分刻苦。一旦来了查夜的老师，这些学生只需一拽电线，就将台灯藏进被窝儿。查夜老师明明看见寝室内亮着灯，却找不到灯在何处，只能干瞪眼。
大学生深知自己肩负着振兴民族的重任。十年间，祖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拉大了！莘莘学子必须努力学习，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全国的大学那个时候的食堂伙食只能维持温饱，有很多同学晚上学习饿了，就用开水酱油泡紫菜加一个冷冰冰、干巴巴的馒头充饥。尽管如此，学生们的学习热情仍然不减。
七七级的学兄、学姐们的年龄层次差别很大。从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到七七届高中毕业生都有。简而言之，在一个班中，学生的年龄散布在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之间，这在今天看来绝对不可思议。其中，很多人都是上过山，下过乡，扛过枪的，不少人在农村已经结婚生子了，甚至那时候还出现过父子同校读书的奇观。七七级学生是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的耽误，七七级入学时间晚了半年，一九七八年春季入学，毕业也因此晚了半年。
和七七级、七八级学兄学姐比起来，七九级的口碑不佳，一是前两届学生的成就过于辉煌，反衬之下，七九级自然落在阴影之中。二是七九级这届学生以应届高中生为主，满打满算，只有两年的时间认真读书，功底薄弱。八零级和八一级的学生情况相近，八零级入学前认真读书的时间长一些，基础好一些，口碑尚可。如此一来，七九级的学生就如同“三明治”中间夹的那叶青菜一般，上下受气，最不受待见。
那时候，诸如打架斗殴等非好孩子行为均以七九级为最。七九级的恶名直到八一级小学弟、小学妹入学，总算由于难弟的分担，才稍见淡漠。
当八一级新同学入学后，就出现了五届学生同处一堂蔚为壮观的景观。为了解决宿舍紧张的矛盾，恐怕不只是埠头大学的领导殚精竭虑。也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战智湛他们寝室一下子挤进来四个七七级的学兄。学校领导还美其名曰的安慰同学们：“七七级你们的学兄还有几个月就毕业了，你们寝室很快就会恢复原状。”
但是，一个房间里要塞进去十个人，一千多人挤在一栋楼里也是蔚为壮观。洗漱、上厕所需要排队自不必说，单单就是寝室中那个闻之欲呕，不闻又躲不开的味道，就足以把学生们折磨疯狂。这帮八一级学生来到大学校园后显得很生猛，常常打得学兄们抱头鼠窜。战智湛他们系七七级的学兄黄军开始时不识时务，总是以“大哥”自居，结果被几个八一级的学弟多次围殴。有一次逃无可逃，竟然躲进了学校保卫处。直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三寸丁谷树皮”领着派出所的冯所长把那几个学弟抓进笆篱子蹲了几天，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每当黄军喝多了谈及此事，总是苦笑着摇摇头：“唉……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真干不过这帮生荒子。佩服！这就叫做‘不服不行’！”
无巧不成书，黄军居然也凑到了战智湛他们寝室。后来据黄军喝多了自己讲，他的太爷爷曾经是伪满洲国埠头警察厅的警长，虽然没有对人民犯下什么血债，但却是个十足的汉奸。也可能，黄军的名字便由此而来。让人啼笑皆非的是黄军在继红小学校上学时，黄军的爷爷经常带孙子乘八路公交车去上学。每当黄老先生带着孙子走向车站，看见远处驶来一辆八路公交车时，总是立刻对身边的孙子大喊：“黄军……快跑……八路来了！”
和黄军一起挤进战智湛他们寝室的还有黄军他们班的班长老苗。初识老苗，大家都以为他是送某位同学来上学的家长。战智湛多年后还记得老苗当时的表情，他先是一愣：“家长？”
接着，老苗就会自我介绍道：“我姓苗，禾苗的苗，大家叫我老苗好了。我是你们七七级的同学，比你们痴长几岁而已。”
没几天，大家彼此就熟悉了，得知脸上刻满了被风沙侵蚀过的一道道痕迹的老苗是天津知青，呼伦贝尔大草原一个公社的团委书记，委培生，三十四岁了。是和津沽着名的知青烈士张勇一批来到呼伦贝尔大草原的。
论年龄，老苗比战智湛大了一轮还拐弯，比战智湛他们的辅导员柳老师大了将近十岁，就连柳老师也得敬他三分，私底下常常叫一声：“老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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