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问题，要反过来问：为什么王冰的家长会主动提出谅解协议呢？
曹云不能干的事，总是有人可以干。比如寒子。
一位家长和王冰父亲是好友，拿到了寒子的电话。家长和寒子见面后，寒子说明：“最容易反应诚意的就是钱。”寒子说了一个绑架原则，当人质有两人，人质就是富余资源，绑匪很可能通过伤害一名人质来胁迫家属汇钱。现在有四名人质。
寒子：“这案子肯定有人不会获得谅解，那这人是谁，那就要看诚意了。”
什么？你穷？你穷还这么坏？那没办法了，就是你了。曹云不是什么好鸟，一向嫌贫爱富。
数天后，有两位家长再获得了谅解。然后叶娇对另外两位求情的家长表示：“我的当事人不再接受谅解。”
……
案件虽然同一件，但是案子主体不同，案件分开审理。由于小茹涉及的罪名较大，需要陪审，五名帮凶的墙尖未遂案先行审理。
被告中有两位是女生，虽然没有作案工具，但因为法律标准仍旧被认定同案犯。五名被告身份非常平等，不存在主谋和首犯的区别。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行为是否受到受害者的谅解。
小茹在法庭上作证为其中三位嫌犯开脱，称自己和嫌犯达成谅解协议。按照谅解赔偿的法理，他们的刑罚必然会低于另外两人。
最后法官裁定，五人属于墙尖中最恶劣行为之一：轮尖。轮是十年起步，由于是未遂，加之认罪态度良好，又是未成年人。最终两位未被谅解的嫌疑犯被判处三年监禁，他们将在少管所服刑，满18岁后转到成人监狱。被谅解的嫌疑犯判处五百小时的社区劳动。
家长们对本案裁决结果各有各的看法，但有个看法相同：狗律师。
未被谅解的嫌疑犯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他们也愿意花钱。但是他们确实没多少钱，甚至下跪恳求，表示自己已经将所有家当都掏出来，希望能得到小茹的谅解。
对此曹云表示很遗憾，跪一次又不是代金卷，自己不能拿了跪一次去超市购物。钱不够那是你的事，作为一位司法人员首先要公平。你给100万就想享受人家给300万的待遇，这明显说不过去。
获得谅解的家长对曹云看法也很大，且不说倾家荡产，他们生活水平最少倒退十年以上。欣慰也有，最少孩子不用坐牢，不会留案底。
看似普通的案子，只要切入点得到，仍旧可以获得巨额利润。三家人一共贡献了九百万元巨额谅解金。曹云真诚希望三个孩子以后不要再做类似的坏事，他们父母基本破产，再犯只能去坐牢了。
谅解金之所以如此之高，是曹云把握死了对方的命脉，也就是对方最为珍贵的东西：孩子。从另类意义来解读，曹云不算敲诈，可以算是绑架。
最高法对谅解协议有以下解释。
积极赔偿取得谅解，减少40%的基准刑。积极赔偿未获得谅解，减少30%基准刑。没有赔偿取得谅解，减少20%基准刑。
如果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表示放弃民事索赔，将很可能加重对方的刑罚。
这也是一种博弈，受害者律师必须为当事人争取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价格怎么计算呢？多数律师会以当事人受害程度，通过和当事人协商定下一个价格。曹云这类律师是极少数律师，他们是按照对方赔偿能力和赔偿可能定下一个价格。后者虽然是狗律师，但是他们全力维护了雇主的最高利益。
谅解赔偿的结果让小茹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同时也对自己的案子充满担忧。因为帮她赚了很多钱的名律师曹云很明确告诉小茹：她的非法持枪罪很难打。并且曹云说明，他正在寻找更多的线索，如果没有取得进展，他会建议小茹认罪。
律师不是法师，要打掉小茹的非法持枪罪，第一个办法：证明小茹是被迫非法持枪，或者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非法持有枪械。第二个办法：庭审死搏。第二个办法曹云自知胜算不高，事实清楚，铁证如山。
针对本案，曹云首先让云隐介入本案，成为小茹民事代理律师，云隐将向两位坐牢的罪犯和已经死亡的罪犯进行民事索赔。安排云隐是其他人没空，一来本着能拿一点算一点的精神，二来是让云隐证实自己确实是在律师所工作。
其次是调查，最重要也是调查。无论是认罪求轻判，还是庭审死搏，都必须说明枪支的来源。
假设小茹的证词是：枪是我垃圾桶捡的。警方无法证明枪不是小茹在垃圾桶捡到的，按照法理，可以相信小茹的证词。现在比较麻烦的警方通过调查，虽然无法直接证明小茹撒谎，但是已经将小茹证词的可信度降到最低。
曹云就小茹证词也是再三确认，小茹非常肯定自己的说法。在此情况下，曹云申请警方配合协同调查，只调查小茹证词。这么做有一个优点，能让警方重新确证小茹证词，希望能找到蜘丝马迹。有一个缺点，协同调查再没有结果，法庭不会采纳小茹的证词。小茹就不可能通过认罪被轻判，曹云也没有资本在庭审中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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