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税，是一个朝政的根本，也是一般的封建社会最大的收入，有时候，就是一个国家的全部的收入。
当然了，在北宋，伴随着商业的发达的前提下的，商税已经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可是赋税也是根本，这是最根本的制度。
在北宋的规定之中，只要是种田，就需要上交赋税，除非是有了功名的读书人，才可以免除这些赋税。
为了保证不出现问题，韩琦也没有要求中枢的一些免税政策，一旦免税了之后，还真的就展现不出好处了，再加上对于这些田亩的控制力下降，这不是韩琦所希望的。
对于政务的熟悉，再加上良好的基础，让韩琦的余地相当大，水浇地跟旱地之间巨大差距，让他可以比较从容的制定方略。
按照最终的土地政策的规定，在土地没有归属之前，没有获得田之前，在五年的时间之中，种植者可以获得五成粮食，上交的这5成包含了所需要负担国税劳役。
五年之后，田就归种田者所有，当然要负担国税，这已经是非常轻的程度了，这对于什么都没有拿的移民来说，是非常的优厚的待遇了。
这可是极大方便，也就是说，在灵州，只要耕种土地，就不存劳役，未来当土地授予私人之后，个人要不想负担劳役，可以上交一成粮食，剩下的人丁税自己负担。
北宋的税制，本身是收成的一成，加上一成的劳役，付出不过是两成，却不用负担各种的劳役，这对于农民来说，这是天大善政。
赋税在整个北宋都不高，真正高的是劳役，有些劳役，甚至连一二等户，这样北宋普通民众之中的佼佼者，都受不了，有时候的劳役，一二等户，也会倾家荡产。
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因为负担较重，加上一些过去问题，在有些劳役上面，有些落伍，已经不符合现状了，一二等户，整个家产可能有一两千贯，可是一些可怕的劳役的面前，一两千贯的家产，都有可能全部葬进去，甚至有可能有生命的危险。
关于劳役上面，底层官吏可以上下其手，在中间赚到了太多，又有累累白骨。
这些是底层的这些官吏，很多时候之下，依靠这这些权利，来掌控着地方的局势，甚至决定着有些家族的兴衰。
这些都是积年累月下来累积下来的，有些相互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中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下，都不是表面那么的简单。
灵州作为新附之地，再加上西北土地非常的广大，不存在原来的家族，或者是这些家族的实力不够强。
原来的人口很少，就算是大量的移民全来，所牵扯到的劳役也相当的低，这样的情况下，5年的时间，甚至是10年的时间，都不会有太大的提升。
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劳役给省了，这对于这些移民而言，却是极大的减少负担。
不承担劳役，只是两成的上交，这对于勤劳的农民来说，这个压力之轻，简直难以想象。
这个时代北宋，号称城门官可以相当于欧洲的国王的待遇，可是这个城门官，再怎么的说，也是官，他们跟普通的民众，是完全不同的。
处于最底层的农民，享受不到帝国的好处，他们的生活还是比较的辛苦的。
宋朝，总体而言，算是各方面比较的轻的，无论是赋税，还是阶级矛盾，科举为主，地方风评有巨大的加分，官吏们大多数会爱惜羽毛，压迫也不重，再加上机会众多，只要下力气，总能够找到合适的工作，养活一大家子。
可是那些处于底层的四五等户，给人家当长工来说，能够两三成，已经是很不错了，有时候，甚至是固定的，也就是说，遭遇了灾害之后，不但没有收益，反而要给地主钱。这个五成，是净落的五成，是何等的有吸引力，一旦宣布，就会吸引一大批人，他们都会选择的前往灵州。
对于普通的农民而言，他们很清楚土地的产量，当人均授田10亩的前提下，哪怕是最贫瘠的旱田，10亩田收成在12-14石之间。
一亩地平均一石多，5成的上缴，也足以支撑一个人的消耗，对于儿童更是赚了，三四石，就足够儿童活一年，成年人5-6石也足够了。
西北的这些土地，可不是普通的旱地，这些田全部是水浇地。
水浇地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高的产量，那么起码也是3石以上的收成，哪怕是上缴五成，人均授田10亩，也足够养活3倍的人口，两个人授田，可以养活6口人，当5年之后，这个数量足够一大家子了，这会成为一个家庭崛起的根基。
土地永远都是一个家庭的根基，在中原地带，因为人口众多，土地狭窄，想要人均10亩，基本不可能。
要知道，现在北宋的人口，平均的土地，也不会超过6亩，这个抛开了那些权贵和官宦家族，一二等户，三等以下的户，平均人均的田亩，不会超过5亩，现在直接增加一倍的人均，还全部是水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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