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钰等了一会，瞟了一眼林允文。
林允文等了一会，确定无人起身询问，自己便问道：“大人，有件事，小人斗胆问一句。这些买卖，按照大人所写，肯定都是赚钱的。”
“若说资本，也不是很多。大人家财是我等数倍，这等赚钱的买卖，缘何大人不自己做？却要与我等分润？”
“说句难听的，都是经商之人，世人都道我等商人皆有坑爹害娘之心。此话虽然有些偏颇，但也确实有些败类，然则若能自己赚钱，都不会找别人的。”
“一则难以信任，二则责任连带不清。倘若他犯了事，我与之同业，只怕也会连累到我。”
两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刘钰面前。
虽然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场双簧。
林允文是刘钰的人，攀了刘钰的高枝后翻了身。可即便如此，林允文问出的这两个问题，正是他们想要问的。
是不是双簧，实在已经不重要了。
都是赚钱的买卖，你又不是没有钱，又不是没有关系人脉，怎么自己不做却要分好处给我们？
朝廷是否有政策，保证这种有限责任制？
别的股东犯了事，我们会不会受到牵连？
查抄商会的时候，是有限责任之下的只抄犯事者的股份？还是说会把整个商会里所有的股东都陷进去？
前者可以解释，可以不解释。或许心里不算踏实，但信誉度在那，真金白银谁会拒绝？
后者，正是一直悬在众人心间解不开的疙瘩。
股份制的前提，商人财产不可侵犯那只是表象，其本质是商人的实力足以撼动高高在上的皇权而达成的妥协。
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商人根本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商人财产不可侵犯。
尤其是参股的人越多，有人犯事的可能性就越大，将来出了事要牵连的人便多。
信任，他们是信任的刘钰的。但信任之外，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制度化的解释，或者法令。
然而，并没有。
况且，商人有不违法的吗？有不逃税的吗？大家都逃税、都违法，你不违法，你凭什么能争过别人？
普遍违法，普遍又在儒法价值观下没有好名声，自然都是一群待宰的大肥羊。
现在林允文把众人的疑惑说出来，大厅内寂静无声，都想听刘钰怎么解答。
“第一个问题，问得好啊。我想这不是林允文一个人的想法，在座的诸位这么想的估计都不少。”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为什么不自己赚钱？世上有人嫌钱多吗？”
“有的，我就嫌钱多。”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又曰：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我赚钱的手段太多，本事太大，是故不想太有钱，差不多就行。诸位还有什么疑问吗？”
这个回答说的过于放肆，可却叫众人无法反驳。
貌似，的确是这样的。
对日贸易，谁也不知道刘钰和日本幕府那边说了什么、搞了什么，总归是有本事拿到了几乎全部的华商贸易信牌。
在场的商人，但凡参与过对日贸易的，其实对“卖国”一事，都是有心无力。
当初长崎要战马、兵法、武士、军备资料、关防地图等等，所有人都动了心。只是有心无力，搞不到。
谁能搞到违禁品，去日本换贸易信牌，没有商人会呸一声骂一句汉奸，反而都会竖起大拇指道：此人真有本事！
甭管刘钰是怎么从日本搞到贸易信牌的，是不是有什么汉奸交易，这些商人才不会管，只能心服口服说一句有本事。
对日贸易多大的利润，这些人当然清楚。
手里拿着的关于军工厂、造舰、玻璃、冶铁、火柴等作坊的行业，大多也都是赚钱的。
换了别人说一句“嫌弃钱太多”，自然会有人觉得吹嘘太过。
可刘钰做了这么多的大事，说一句嫌弃钱太多，那是真心话。
为什么要分利润给别人，因为嫌弃钱太多。
为什么嫌弃钱太多，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另一个问题，自然不用去解释。
在场都是商人，懂得都懂。
富可敌国……可真不是好事。
有些问题，不敢问也不能问，当然也不用问，很多话不能放在明面上说的。
这个理由似乎已经说的过去了，可刘钰并没有到此为止。
“有道是，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也有说，做事要先小人，后君子。”
“国朝以永嘉、永康学派为正统儒学，我虽读的不多，赳赳武夫，却也知道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便是义利非是鱼与熊掌，也非是非此即彼的对立。”
“董仲舒言：正其义不谋其利。”
“然则，北派大儒颜元曰：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宋之永嘉、永康学说言：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没有利，怎么知道你做的是否有功？没有功，怎么明确你做的是否合义？北方有人说，空谈之言，使得自宋之后，天下皆妇女之态。再之后，更是空谈大义。那这义，怎么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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