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侯兰不敢多做耽误，把他从前线调离，也无瓦解兵权的意思。
只要田信在，他不管在前线还是在别处，他无法越过田信指挥湘军、汉僮仆从军。
他一路北上要迫切将田信的真实意图回馈给关羽，零陵郡守真乡侯申仪，武陵郡守田纪也响应关羽号召，开始征发郡兵，征集大小船只。
只是零陵郡兵集结在郡城、湘关一带，武陵郡兵集结油江口一带，并未向江都集结。
待他来江都时，太子刘禅与朝廷大部分官吏、机构也陆续抵达江都。
江都城内街道上处处缟素，夏侯兰乘坐牛车途径时，听着街道两侧、远近的不时哭嚎，心绪无比沉重。
绝大多数水师战舰被焚毁，战略陷入劣势是一回事，因此阵亡的吏士抚恤、安抚工作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解决，是无法发动下一场战争的。
这种战争创伤需要时间来休缓，还需要用物资进行实质的补助。
明年的北伐战争，已经缺乏施展的余地。
“自建安十九年以来，荆州无岁不战，许多吏士终年漂泊在外，难与家小团聚。吏士哀怨、家属忧苦，以至于士户生计趋于潦倒。”
迎接夏侯兰的裴俊同车而行，语气低沉：“各郡虽组织寡妇与鳏夫成婚重组门户，但成效见微。民间已有轻鄙士户之心，不愿嫁女于士户，亦不愿娶纳士户之女。士户自多不满，有意废士户，推广府兵之制。”
许多士户的悲惨生活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当众讲述……是一种对朝廷的不尊重。
战争、胜利、缴获、低伤亡，是荆州士户连续征战七八年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次巨大的伤亡已经打破这种相对良性的循环，太多的问题爆发出来。
一个根本问题也就此爆发出来，除了北府兵外，各部汉军的吏士几乎都有完整的家庭。
现在除了军事问题要解决，还要解决阵亡吏士家属的诉求。
这种诉求自有其正当性和必要，可跟汉末以来的持续战争环境有所脱节。
裴俊没有细说什么，只是让夏侯兰明白，现在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军事，而是安抚、回馈士户的不满情绪和利益诉求。
按着规矩，夏侯兰先在馆舍内洗澡，更换崭新赤袍，前往大将军幕府报到，等待关羽接见，询问南方之事。
大将军幕府修在旧城，与简陋的江都皇宫一样简陋，江都皇宫也有北宫、南宫之分。
士户改革是关系朝廷根本的大事，根本不是江都朝廷、刘禅、关羽能决定的，这个问题要上报成都，由刘备裁定。
如果是益州的士户阵亡三万人……即便家属有所诉求，也能压制住。
可荆州的士户不同，刘备入蜀的主力来自这批士户，关羽麾下主力来自这批士户。
为大汉南征北战近十年，这批士户里成长起来许多中级军吏，而且又都安置在江都城内，他们反馈的任何情绪，都能直接、明白的传达给江都朝廷。
同时这些士户生活在江都城里见惯了大都市的风物，思想自然跟其他地方的士户不同。
他们有太多的想法，而僵化、死板的士户体制在他们眼中也到了更改的时刻。
比如士户住在城里，为了限制士户，只能从事手工业，无法参与商业运营；而江都商业日益繁华，带动物价上涨，士户又无土地耕种，自己无法生产粮食。
结果导致一个可悲的现象，士兵在外征战带来的赏赐、缴获，竟然无法满足家庭的日常开支！
这还是士户进行手工作业能勉强换取酬劳的情况之下……这也不能怪李严，士户是大汉根本，这就不是李严敢管的。
你优化士户的生活待遇，那你一个邀买军心的嫌疑是妥妥的；你若苛刻对待……所以李严根本就不能管士户的生活诉求。
士户人身流动又受到限制，连去麦城打工，或出城当雇工，都有各种限制。
反倒不如北府兵制，府兵集中安置，划分区域屯垦，自食其力；且左右邻里都是军中袍泽，没有什么攀比，要穷一起穷，有饭一起吃。
可江都的士户明明为大汉流血又流汗，生活的反而不如城中小商人，甚至还不如城外迁移的民屯惬意。
现在已经不需要江都城墙带来的保护，士户们迫切想要改变现在的被动命运，还要改变子孙的命运。
而江都成为新汉帝国京都之一后，太多的人在江都城外谋划土地建立庄园，聚族而居，他们各式各样的手工产品会进一步压缩江都士户的生存环境。
这些豪强庄园跟麦城不同，麦城特产固定，也没有多余人力去生产其他东西，能与江都士户和谐共处。
豪强庄园则不同，什么能有利润就生产什么；江都士户的手工业集体与日益增多的豪强庄园是对立的。
在城外荒地开垦的黄金时间里，士户们被限制在城中，为大军加工、制作后勤辎重；在官吏、公卿纷纷购置城外廉价土地时，士户依旧被限制人身自由，没有途径扩大产业、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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