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没有心肝、一心只考虑自己荣华富贵的地主豪绅们也把他看作自己的一张护身符，这才编造出了“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这种口号给他和自己打气，实际不过是拾宋人牙慧。
基于以上理由，明廷命令山西、陕西的各位将领一同受曹文诏指挥，希望他能再立新功。
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曹文诏由于被自己的主子嘉奖，立功心切，对农民军展开了残酷的镇压，给义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但明政府此时从上到下已经腐朽到了极点，崇祯又往他的军中派遣了监军太监，使得他处处掣肘，为农民军赢得了喘息的时间。
同时，曹文诏此人飞扬跋扈，与刘令誉起了冲突，遭到了对方的陷害。
兵部认为曹文诏仗着打了几回胜仗就骄傲起来了，于是把他调往大同。
由此可见，当时的明廷已经腐朽黑暗到了何种程度，但曹文诏还是执迷不悟，一心要维护这个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
不过，就算他此时想反正，老百姓也不会放过他，他身上背负着累累血仇，自知已经自绝于人民，因此即使在朝廷内屡受排挤，也只能忍气吞声，夹紧尾巴做人。
这正是古往今来一切与人民为敌的走狗必然的下场。
他的遭遇在后世还引发了不少文人的叹息遗憾，觉得当时要不是奸臣当道，曹文诏定能镇压起义，再造社稷，但实际上，如果一个封建政权正常运转的话，它是绝不会允许曹文诏这种屠夫残害人民的。
曹文诏的诞生本身就说明这个政权已经病入膏肓，只能抱着对人民的无比恐惧和仇恨，把曹文诏这种人推上前台来。
曹文诏的凶狠和明廷的腐败是两位一体的，所谓奸臣当道，完全是欺骗世人的借口。
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整个明朝政府，以及支持它的万千地主儒生，是注定要灭亡的，谁要是不思悔改，那就是助纣为虐，必将被农民军们无边的怒火燃烧殆尽。
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清军入关西征插汉，回师时顺便进入了大同境内，攻占了得胜堡，之后围攻怀仁县以及井坪堡、应州等地。
曹文诏同总督张宗衡驻扎在怀仁防守。
在同清军的战斗中，曹文诏完全没有了之前与农民军战斗中的威风，他曾向清军挑战，却失败而回。
后来，灵丘以及其他屯兵的城堡大多失陷，清军得胜回师。
十一月明廷评定各将的罪过，曹文诏、张宗衡以及巡抚胡沾恩一同被定罪充军到边地的卫所。
但曹文诏毕竟是明廷所仰仗的一张王牌，所以立刻就有人上疏，让他继续参加镇压义军的罪恶活动，立功赎罪。
这个时候，河南的形势的农民起义形势一片大好，史载：“七年冬，贼骑千余西来，立马西郭麦田中。已而大旗飘飏，遥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尽南山，北尽河曲，波压云涌而至。惟闻马嘶之声，自朝至夜，连营数十里。……贼过人畜践踏，路阔五六里，不知其众之几何也。”
农民军的浩大阵势把河南地方官员吓破了胆，向明廷告急求援，明廷便传令让曹文诏率兵紧急前往河南镇压义军。
不过在进入河南之前，曹文诏还是卖了那个保举他的巡抚一个人情，在山西帮助他剿灭义军。
义军进入河南之前，发掘凤阳皇陵。
起义军在崇祯七年底大批进入河南以后，便积极向皖北一带发展。
崇祯八年，1635年正月上旬，起义军进入安徽。这时凤阳的贫苦百姓听说义军到了安徽，为了摆脱明廷敲骨吸髓的剥削，主动派人邀请起义军进军凤阳，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情报，为义军之后震动天下的壮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就在起义军围攻颍州的时候，“凤之穷民，远几百里相邀，具以册授贼：某家富厚，某处无兵。于是，贼遂拥众焚劫，震动祖陵。”
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扫地王、太平王等部义军进攻凤阳。
为了保护中都凤阳所谓的风水，凤阳没有城墙，义军战士因此如神兵天降，长驱直入。
面对义军将士的进攻，凤阳留守朱国相不自量力螳臂当车，被义军战士打的丢盔弃甲，当场伏诛。
幸存的明军纷纷跪在地上“口呼千岁”，乞求饶命。
凤阳知府颜容暄见势不妙，居然穿上囚服躲进监狱妄图逃过一劫，真可谓斯文扫地，所谓的朝廷命官，就是这样为人不齿的怯懦鼠辈。
但他忘了义军是要解放那些无辜被关在监狱中的平民百姓的，于是在义军释放犯人时他的伪装立刻就被识破了。
面对这条落水狗，义军首领当然不会放过他，史载众首领“黄盖鼓吹坐堂上，杖杀容暄”。
痛打落水狗固然为广大受压迫的人民出了一口恶气，但仅是这样显然远远不够，义军们已经明白坐在龙椅之上的朱姓诸贼才是元凶首恶，他们早已告别了“反贪官不反皇帝”这个幼稚的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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