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中央之国的官僚体系下，老板就是皇帝，员工就是各个大臣。夹在两者之间的太监就会成为两边的矛盾博弈的中心，太监要为皇帝负责，那就一定会对大臣施压。
而大臣们不敢直接忤逆皇帝，就只好通过丑化太监来向皇帝抗议。而不幸的是，大臣们往往都是正规文化阶层出身，舆论界天然倾向于官僚阶层。
于是太监的名声自然好不了了。
从官僚阶层推崇的儒家体系来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太监从入宫开始就天然地带着原罪。
但要是没有太监站在皇权的立场上去制约官僚，那么官僚怎么无法无天也没有人能挡得住。
事实上只要双方的博弈达到平衡，谁也压制不住谁，这个时候才能国泰民安。
太监起源于何时，何地，史籍并没有明确记载。
在中国的典籍文献中，关于太监的最早记载出自《春秋左传·僖公二年》，里边提及一个叫“寺人貂”的人，他是齐桓公的宠臣。郑玄注解，“寺人”就是“侍人”、阉人，“貂”是其称呼。郑玄的注解是有所本的，后来的《韩非子》、《吕氏春秋》和《史记》均有对此人的记载，信息也增加的很多，不过名字换成了“竖刁”或“竖刀”。
根据这些记载，竖刁是一个阉人，而且是个自宫的阉人。
为啥要自宫，就是为了取悦齐桓公，获得权势。
后来此人也的确得宠，不过做尽了坏事，败坏了朝政，甚至活活俄死了齐桓公，最后被杀头。
这些更详细的记载有可信的地方，也有后来人杜撰的地方。
可信的地方有二，一是中国的太监起源于齐桓公时代的齐国；二是，太监的出现，他们的阉割行为是自发自愿的，而非被强迫的。
是先有了太监，先有了自宫的人，然后齐桓公一看很合胃口，而不是齐桓公依靠自己的权势，去强制性地阉别人，强迫别人去做阉人。
明白和记住这个先后顺序很重要。
不可信的是，对太监起源的功利主义解释，将太监的自宫行为，完全归因于功利的考虑，说是为了邀宠国君而获取权势和财富。
这太不划算，也太难以让人相信。据《韩非子·十过》记载，管仲老病，齐桓公就去问他，哪些人可用。问到竖刁时，管子的回答是：“不可。夫人之情莫不爱其身，公妒而好内，竖刁自獖（自宫）以为治内，其身不爱，又安能爱君？”
管子的回答，指出了一对矛盾。一方面，每个人从本性来说都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另一方面，竖刁为邀宠，居然严重损坏自己的身体，搞自宫。
管子的结论是，一个连自己身体都不爱的人，又怎么能去爱惜齐桓公你呢。也就是说，阉人的自宫有违人之常情，管仲是绝对反对和排斥的。
这样一来，如果第一个自宫的人，的确是出于功利的考虑，那么他将面临双重损失。一方面他本人承受巨大直接损失，失去身体和人生最要的东西之一。
即便他后来的确可以获得权势和财富，但这个失去的东西，却可以让一切权势和财富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不能享受男女之乐，不能享受父子的天伦之乐，家庭之乐。另一方面，即便自宫的代价如此高昂，但是自宫后的你，很可能不被社会接受，遭到歧视和排斥，让你邀宠计划成功的概率变得很低很低。
事实上，管子的对阉人的态度代表当时中国社会的一般态度。
甚至说，当时中国社会对阉人的排斥程度比管子更甚。
《三国演义》有个故事。夏侯惇在一次战斗中被箭射中了眼睛，急忙拔箭，不想却把眼珠带出。
随后，夏侯惇做了一个现在看来怪异但又悲壮的举动，一把抓住眼珠，吞吃了。
吃前，他还说了一句话，算是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他说：“父精母血，不可弃也”。
夏侯惇的话也是有所本的。《孝经·开宗明义》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同是在《三国演义》，曹操一次下令说，破坏农民庄稼者斩。
不料，话音未落，曹操的马不知何故惊了，跑到农田把禾苗踏坏了一大片。
曹操接下来的反应被称为奸雄表现的经典案例。曹操说，军令如山，我违规了，也必须斩首，但是，我要“割发代首”。
现在人们一般把这理解为曹操耍滑头，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为何“割发代首”在当时能被他的军队如此信服？现在哪个国家领导犯了事，他说要“割发代首”，这有丝毫的可行性、可信性吗？
“割发代首”透露更多信息不是曹操有多么奸猾，而是三国时代的人们，至少是中原一代的人们，普遍对头发有多么重视，重视地把头发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
夏侯渊的生吞眼珠，曹操的割发代首，以及《孝经》要爱惜身体发肤的谆谆教导，共同指向一个被后人早已遗忘的事实：在早期的中国，存在一种高度重视和爱惜自己身体的人生理念，这种理念甚至说是一种宗教性的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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