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后宫二十四监、四司八局的大权，都逐步归集到司礼监，慢慢形成了以掌印太监为首，秉笔太监为辅的“第二内阁”，掌印太监成了事实上的“内相”。
到了明武宗时期，“遂专掌机密，凡进御章奏及降敕批疏，无有不经其出纳者”。
司礼监为何能突破朱元璋的戒律，进而变身帝国最有势力的群体。
一是环境使然，太监成天与皇帝生活在一起，有的是皇帝幼时的保姆，感情深厚，信任度远超别人；二是太监们整体素质的提高，有能力帮助皇帝分担工作中的重负；三是出于掣肘内阁的政治需要，司礼监成为对抗内阁的第二股势力，相互制衡。
秉笔太监有批红特权，也就是代替皇帝在奏疏上批复意见，当然批复时，用皇帝才能用的朱笔，所以叫“批红”。
看起来秉笔太监似乎是最牛叉的，其实不是。
正常情况下，奏疏已经由内阁草拟了处理意见，批复的时候只需要批复准与不准即可，没有多少自由发挥的成分，只能按皇帝的意见批复。
所以，秉笔太监其实就是个书写机器。
如果秉笔太监仅仅是书写机器，何来位高权重。
原因就在于，秉笔太监除了批红外，有时候还要负责草拟圣旨，向外臣传达皇帝的口谕等等。
这个学问就大了，皇帝的意思能不能表到位。
表达过程中有没有“携私夹带”，全看秉笔太监的本事了，口谕更是如此。
当年刘瑾把持朝政，靠的就是一支笔，在皇帝和大臣之间，怎么说全凭他一支笔，玩弄皇帝和朝臣们的本领，不是一般的高，连掌印太监张永都不得不服。
字面上看，掌印太监就是盖章机器。
玉玺代表皇权，掌印太监有审核权，你可以欺骗任何一个人，却欺骗不了掌印太监，他才是最终的把关人。
而且掌印太监提督东厂，为内监之首，后宫的一应大小事务，皆决于掌印太监，所以，掌印太监才是太监中的老大。
不过，在人治社会，凡事都有特例，复杂的政治斗争，随时可以改变一些惯例，比如魏忠贤虽然是秉笔太监，但权势却比掌印太监王体乾大。
说起来好笑，魏忠贤这个秉笔太监秉不了笔，他不识字，“忠贤不识字，体乾与永贞等为之谋主，遇票红文书及改票，动请御笔，体乾独奏，忠贤默然也。”
王体乾执笔盖章一人包办，只要魏忠贤批准即可，掌印太监成了秉笔太监的打工仔！
为何是这么个结构，因为王体乾资格比魏忠贤老，起点比魏忠贤高，但是王体乾懂事，早早投靠了魏忠贤，凡事以魏忠贤马首是瞻。
既然如此，魏忠贤也就犯不着非得干掉王体乾。
明朝太监，大都是坏得头顶冒疮脚底流脓的家伙，其实有点妖化了这个群体。
客观地讲，除了身份上的特殊之处，他们也是一个人，也有常人一般的思想。
这个群体有奸也有忠，有恶也有善。
比如陪伴崇祯皇帝走到生命尽头的王承恩，耿直尽忠的怀恩，廉洁自守的陈矩，还有那个名垂青史的郑和，他们都是明朝太监中的佼佼者，值得后人尊敬和敬仰的人。
他们不比任何一名士大夫做得差，无论能力还是品行。
之所以只看到太监们的黑，看不到他们的白，主要还是因为当时的文人士大夫，对这个群体的有色眼镜。
太监这个群体比较低贱，要么出身贫寒的平民，要么是罪犯家属，都是一些文人士大夫看不起的群体。
阉割之人，在文人士大夫眼中就不算人，这个有色眼镜，从太监诞生之日起就存在。
古时候有腐刑，受刑的叫刑余之人，万人鄙视。
司马迁能写出《史记》，跟他受刑后极度的悲愤心境有关，他说：“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
就是表明，为了这部《史记》，我选择了最屈辱的生活方式。
司礼监之所以走上权力的顶峰，是大明政治生活的走向，与他们所处的特殊环境相切合。
被皇权选中，作为可信赖的群体，用以掣肘内阁的工具而已。
司礼监掌印太监在天启初是王安，后期是王体乾。
初期的王安王安其实是魏忠贤的老板，魏忠贤初进宫是拜在王安门下的，由于王安仕途顺畅，一路升至司礼太监，魏忠贤也随之一路高升。
但明熹宗朱由校登基后，宠幸奶妈客氏，情况发生了变化。
明代后宫流行“对食”，即太监、宫女结为事实夫妻，实质上是后宫更坚定的政治同盟，这时客氏的对食就变得异常抢手，本来客氏的对食就是王安，所以王安也进一步得宠，攀上了太监的最高宝座——司礼监掌印太监，却不防他的小马仔魏忠贤早已与客氏暗生情愫，后来公开结为对食，在皇帝面前说王安的坏话，导致王安被逆袭。
魏忠贤、客氏对食之后狠治王安，不死不休，最后王安死得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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