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清末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索要的2亿两战争赔款就是根据明后期从日本流入中国白银数量计算的。
当然，这是日本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通过战争要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白银罢了。
很多人只知道明朝有海禁，不知道宋朝也有海禁。
海禁不是闭关锁国，而是禁止民间私自海贸。
因为政府要垄断海贸的丰厚收入！
而且宋朝官府不但垄断对外海贸，还垄断了手工业，除了传统的盐铁，还有茶、酒、瓷。
到了明朝，私营工商业已经全面超越官营工商业了，但明朝官府没能有效地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税收制度，钱都被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们拿走了。
宋朝官府的工商业收入占总收入的70％左右，而明朝官府的工商业收入差不多只能占到10％。
税收高就代表国家富吗？这显然不是的。
宋朝税收高是因为它税收能力强且税率高，税收占国家GDP的比重很高。
不收税哪来的俸禄养那么多官，冗官。
宋朝的兵民比是历朝之最，还是发工资的募兵制，冗兵。
还得给辽、夏交保护费，冗费。
宋朝事实上是历朝历代搜刮百姓最严重的政权之一，比它还差劲的大概只有那些割据混战的军阀了。
明朝是真的穷，但这个穷指的是国家财政。
无论是GDP还是人均GDP还是人均收入还是人均生活水平，明朝都是比宋朝高的。
不是穷的问题，而是地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必须是中央集权，建立一个由朝廷能够控制约束的官僚体系，实现区域间的均衡，说白了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拿富地方钱补穷地方，要不国家就得给拖死。
明朝最为典型，老朱那时候刚打完仗，各地都很穷，他就以土地作为全部衡量标准，制定税收政策，问题在若干年后，由于海禁松弛，南方商业发展不断发展，富起来了，油水足，而皇帝在北方，对这个情况没有切身了解，只是多抽点税。
其实他拿的一点和南方创造的财富相比百足一，这个短视，导致了政策调整出现了相当长一段空窗期。
而小朱、小小朱们有没老朱和他儿子那手腕控制官僚体制，官员们趁此机会大捞特捞，与商人勾结成利益集团，甚至自己成为商人，国家要调整税收政策时，立刻跳出来坚决反对，特别是明代官僚中许多决策者都是富裕地方出身。
在问题没激化前，自然不想从自己家割肉，这使朝廷不得不长期用可怜的税收去补剿匪、平叛、灾后重建的窟窿。
随着物价上涨，开销越来越大，拖也拖死了。
明朝和北宋不同在于，北宋的官僚上层大多出身北方，且当时文化上北方优于南方，经济南北差异还没有大，这使中央将南方钱抽到北方，北方用输出文化换取可以实现。
至于南宋，就偏安在一隅，靠土地税连个活路都没有，只能靠发展商业，而当时的行都在杭州，临安，就是商业最发达地区。
统治者时时刻刻都盯着这个唯一的活路，商业政策变得很务实。
虽然官僚们该拿还拿，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贴的紧，贪污金钱占国家的收入的比例远小于明朝。
这里要说明是比例，不是说南宋官僚比明朝官僚清廉。
大宋的那个财政总量，单位叫“贯石匹两束”，分别对应的是“钱、谷、布、银、草”。
假如，某年大宋某州府夏税：钱两千贯，粮食两万石，布五千匹、银五百两、草一万八千束。
那么统计下来本年夏税是四万五千五百（贯石匹两束）。
而各个州府加在一起，最后的总数汇总到中央，动不动一亿几千万。
一束草和一两银也根本不等值。
14～17世纪欧洲的新兴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纷纷来到东亚开拓殖民地，发展贸易，明清同他们的交往始于16世纪初。
过去，总将这定性为反抗西方殖民。
但当继续挖掘历史却能察觉到，这背后的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多很多。
“陛下，可以由陛下亲自掌管海关税收，全部交给东厂去办，甚至把大明所有水师，都放在东厂下面，不叫监军，直接由太监领军，当初郑和下西洋，领头的不就都是宫中太监吗。”韦宝回答了天启皇帝朱由校的问题。
韦宝的回答，将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
把海关和水师都交给太监把持？
这是大家都想不到的回答。
其实刚才韦宝列了一大堆的数据，说的很清楚，大家都已经有点被韦宝说动了。
唯一疑惑的就是皇帝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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