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熟人不是别人，是天地会统计署的一名骨干。
叫李元忠，是与统计署主任林文彪差不多资格的。
李元忠也是从老林子柳子帮出来的，当时已经当到了站长级别。
李元忠入宫，是韦宝安排的，但韦宝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做一些残忍的事情。
比如自己那啥了，自己把自己弄成不是完整的男人。
韦宝不会做这种事情，也不需要。
如果缺太监，是不难弄到的。
很多自己把自己弄成不是完整男人的穷人，弄了之后，依然没有办法入宫，因为入宫也是要关系的，要挑选的。
如果需要往宫里面派人，完全可以弄几个这样的人就可以了。
当初韦宝派了几个人。
李元忠、和另外一个白有根，都是自己把自己搞成不是完整男人的，在柳子帮的时候就已经不完整了。
另外还有一个在魏忠贤身边当太监，另外一个宋三狗是后来安排在信王府，通过李成楝，但不让人知道和李成楝有关系。
所以，天地会统计署打入宫内和朱由检身边的密派是非常成功的。
早在韦宝还没有发迹，就办了这件事。
当然，这其中韦宝本人也是功不可没，因为韦宝一直很重视情报这一块。
随着天地会统计署的实力越来越强大，通过资源，让这几个人逐渐混出头，比如李元忠现在已经是能够跟随在天启皇帝朱由校身边的太监了，这就很不错了，至少算是中等太监，还是比较被重视，与魏忠贤关系处的不错的那种。
否则，能留在皇帝身边的太监，都是经过了非常严格挑选的。
魏公公是北直隶肃宁人，阉党骨干崔呈秀、魏广微、冯铨等人也是北直隶人，要不要说这是阉党给家乡免税呢。
然而这时候根本还没有阉党这个政治集团，魏公公也没那么大影响力。
恐怕明朝皇亲国戚的庄田多在北直隶的原因更大。
天启六年的时候，大明朝廷预征了明年的三成的加派。
天启7年除了收齐本年的七成之外，又预征了下年的三成。
这样相当于朝廷又临时加收了100多万两。
此外天启3年起，楚、桂、蜀、滇四省的辽饷加征改用于镇压奢安之乱了，这样辽饷专款中的田赋加派的收入就减少了82万两。
天启3年的额数是348万两。
直到崇祯三年，明廷为了应付己巳之变之后大增兵的新局面，在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建议下，又加派每亩0.003两。
所谓杂项，是天启元年的户部尚书汪应蛟，汪是东林党，提出的多种增加收入的名目的总称。
汪应蛟在奏疏中称每年增加收入可达296万两。当年开始实行，但未规定各省具体的份额，共征得116万两。
天启2年只收到65万两。
天启3年开始规定各省具体份额，其中楚、桂、蜀、滇四省杂项收入同样镇压用于奢安之乱，其它各省共定额181万两。
根据天启3年的份额，说明杂项中包含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之前没有参加辽饷田赋加派，现加收23万两。
优免丁粮，明朝官员、有科名者、为政府服务的儒士、吏员等人分别享有免除本身的差役及减免不同数额的田赋的特权，现除秀才之外，酌情加收，共44.4万两。
这显然就是所谓的“向士绅收税”。
以上两条实际上是继续增加田赋收入。
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中央。共14.6万两。
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工资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
“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马夫只候：类似工食银，是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近10万两。
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的督抚和巡按御史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上办差，本无直接的地方财政收入可以支持，按例地方上要调拨办公经费，且督抚办案有罚金之权，也可充当经费。
现将这些经费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19.8万两。
中央从地方财政中争夺收入。
房产交易税，税率2%，额征近29万两。
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额征19.5万两。
以上两条可是向金融、房地产两大暴利行业征的税啊，又不影响“实业”。
准许民众捐银130两买生员身份，未见定额。生员可以不纳丁银，这实际是在出卖一种免税特权。
规定税额很详尽，然而地方财政能力有限，每年还是只能交上来60多万两。
到崇祯二年户部开始做预算，把杂项重新规定为97万两，显然是现实面前的无奈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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