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对外战略比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文明得多，但却容易漠视本国的战略利益。
当郑和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锡兰和爪哇的挑战时，明帝国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
然而传统的怀柔政策再次导致坐失良机，否则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远东。
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造成了明朝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
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一个可悲的结局，当西欧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像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却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历经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航海资料销毁，而且受到明朝所有官员的称赞。
一支曾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海上力量的撤退，无疑会带来深远和复杂的影响。
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的崩溃也是大明海军衰落的重要原因。
中国商人早在唐宋时期便在印度洋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延伸至十六世纪。
戈雷多曾说他在印度海岸发现许多中国人的商站。
另一本葡萄牙着作说据霍尔木兹人讲中国船很多，仅一次涨潮就有4000艘中国船进入海峡。
在郑和海上远征中，通过军事威慑和和平贸易，使许多印度洋国家成为明朝的藩属，构成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
包括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西南海岸，霍尔木兹，亚丁和非洲东海岸的三座城市，摩加迪沙，孟巴萨，拉瓦尔。
这些城市控制着通往西亚，东非和印度腹地的商路。
当时阿拉伯商人垄断印度洋贸易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葡萄牙人要到1498年才能来到，中国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控制印度洋贸易，进而使印度洋成为明明朝的内湖。
由此大明将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成为世界性海上强国，并控制海上丝绸香料之路。
西方人将没有机会建立在亚非的霸权。
但这一切都随着海上远征的结束化为泡影。
尽管朝贡贸易仍在继续，印度洋上还有许多中国私人商船，但中国已丧失了对印度洋贸易的控制。
失去强大的海上威慑力量，外国商人便不愿按官方比价买卖并接受纸币，从事朝贡贸易因此无利可图而减少。
而明明朝与北印度洋各国的外交关系也随之疏远。
同时，没有海上护航的商船队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仅在1511年7月7日一天，便有五艘中国商船在马六甲海峡遭到海盗抢劫，他们却得不到祖国的任何保护。
将水师撤出印度洋的明朝已无力保护它的北印度洋藩属。
郑和远征结束不足一个世纪，北印度洋朝贡圈已土崩瓦解。
1511年葡萄牙占领拉瓦尔，1520年它吞并了豪巴萨和摩加迪沙，1510年他完成了对印度西南海岸的占领，1511年马六甲沦陷，1515年霍尔木兹陷落，不久它又吞并了斯里兰卡西部。
至此，除亚丁外明帝国在印度洋的属国都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曾在印度洋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商人或被驱逐，或俯首称臣。
由于遭到葡萄牙人的重税盘剥和海盗掠夺，中国商人在印度洋上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贸易中没有任何用有竞争力的工业品和航运能力，但依靠海军优势依旧获得巨额利润，占其国际贸易总利润的80%。
对此明朝不仅无所作为，简直一无所知。
当马六甲沦陷后，它只能发布一道诏书，命令葡萄牙撤退，令泰国出兵，因为大明这个时候在印度洋已无一兵一卒。
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的崩溃使七次远征，三十年的经营化为乌有，中国丧失了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机会。
而且使当地人民成为葡萄牙的奴隶，遭受残酷的殖民统治。
作为唯一能阻止葡萄牙的东方帝国，中国不但没有负起保护者的责任，而且丧失了海上的军事屏障和贸易通道，而这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强国的最后机会。
东南亚势力范围的萎缩也是大明水师衰落的一个原因。
相对来说，北印度洋朝贡圈实际上只是一些沿海城市，中国除了得到文化优越感外，便只能得到长颈鹿，珍珠和生姜了。
这些港口城市的价值在于他们是印度洋的战略要地，控制它们将控制亚欧国际航路，而中国并非一个致力于海上扩张的商业殖民帝国。
东南亚对中国的意义重要得多，明帝国的主要属国大部分都在这里，全部中南半岛和大部分南洋群岛都是中国的属国。
马六甲和旧港在名义上还是中国的海外领土。
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从这里得到矿产，木材，香料，黄金，珠宝和大米。尤其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锡矿石和大米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前者是制造铜钱的重要原料，后者是供给闽粤居民的粮食来源。
而通过向东南亚出口或转口，中国的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和造船业盈利甚巨。财富之巨，“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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