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喀巴生在西藏帕竹政权取代萨迦政权之时，上层僧人不仅直接参与政治、经济权力的角逐，而且生活日趋腐朽，在社会上逐渐失去民心。
针对这一情况，宗喀巴以重视戒律为号召，到处讲经说法，着书立说，抨击僧人不守戒律，积极推进西藏佛教改革。
1409年藏历正月，他在拉萨大昭寺发起祈愿大法会，这就是流传至今的传召大法会。
法会后，宗喀巴建起着名的甘丹寺，创建起严守戒律的格鲁派。
格鲁，藏语意为善律。
由于宗喀巴及其追随者戴黄色僧帽，故又俗称黄教。
黄教创建后，相继又建立起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塔尔寺、拉卜楞寺，它们与甘丹寺一起并称为格鲁派的六大寺院。
此外，黄教还创建了班禅两个最大的活佛转世系统。
宁玛派，红教，形成于公元11世纪，是藏传佛教中最早产生的一个教派。
由于该教派吸收和保留了大量本教色彩，重视寻找和挖掘古代朗达玛灭佛时佛教徒藏匿的经典，并认为自己弘扬的佛教，是公元8世纪吐蕃时代传下来的，因而古旧，所以称宁玛。
宁玛，藏语意为古、旧的意思。
加上该教派僧人只戴红色僧帽，因而又称红教。
红教以密宗修习为主，其思想受汉语系佛教影响，与内地掸宗“明心见性”说法相似。
林丹汗笃信藏传佛教，一生热衷于佛教事业，不仅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左翼三万户地区的传播，而且为蒙古文化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1604年，刚即位的林丹汗就从四世达赖派驻蒙古地方掌管教法的迈达理呼图克图和卓尼绰尔济等黄教喇嘛接受了格鲁派，黄教的法戒。
1617年，西藏萨迦派僧侣沙尔呼图克图到达蒙古地区，寻找自己的支持者，林丹汗为沙尔呼图克图的法术所折服，并封他为国师，并接受深奥密乘之灌顶，于是林丹汗由黄教改信红教。
狭义上的红教仅指宁玛派，广义上包含了萨迦派和噶举派。
沙尔呼图克图为了取得林丹汗的信任，从五台山取来元世祖时萨迦派八思巴喇嘛用千金所铸的玛哈噶喇金佛，又称大黑天，为蒙元的护国神。
林丹汗在察汉浩特修建金顶白庙，将金佛供于其中。林丹汗试图效仿忽必烈与八思巴故事，利用他与沙尔呼图克图之间的关系来树立自己的权威。
然而适得其反，这加剧了信奉黄教的蒙古诸部的离心，削弱了林丹汗的号召力。
信奉黄教的人明显远多于信奉红教的人，这样更改教派，不是把大部分人往外推嘛。
如果是韦宝选择，情愿中立，既尊重红教，也尊重黄教，并不表露个人信仰，估计都会比现在的局面好的多。
次日，韦总裁将山海关军区的五个步兵旅都派了出去，并且从韦家庄调来一个旅，负责护卫山海关城池。
三万多人，步伐整齐，浩浩荡荡的出关，引来大批围观者。
“从来没有见关内出这么多人过，韦爵爷就是不一样。”
“要我说，大明只有韦爵爷是真心为朝廷，为老百姓的，这些人马都是韦爵爷的人啊，以往的守将既没有这么多人，也舍不得把人都派出去。”
“这里怕是有五六万人吧？”
“七八万都少说了。”
“感觉有十万大军！”
五个旅，还要减掉一支已经提前出关的骑兵团，实际上就只有三万出头。
但是宝军步伐整齐，姿态雄武，给人感觉数量很多，而且是源源不断。
这种势头，别说老百姓没见过，蓟辽督师府的官员和将领们也没有见过。
之前私下议论韦宝把持军权，只是为了个人利益，现在这些人没话说了。
因为韦宝是真的拿出人马去打仗了，打仗就是烧钱，朝廷最怕养军队，养了一大堆军队，却又往往不敢调动。
因为旧时军队，不管哪一个朝代，都有一个陋习，就是调动大军得首先给一笔不菲的开拔费。
直到民国都是这么个状况。
但宝军没有这个问题，宝军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军人是有工资收入的，而且从来不拖欠。
打仗并不会额外给钱，不过打仗的话，容易立功，军功章是伴随丰厚奖励而来的。
一般不会强调个人荣誉，一般都是以连队，营一级，团一级为单位，给予集体功勋的奖励。
对于表现突出的个人，团里面，或者旅一级的单位，会给出个人贡献奖励。
“小宝，你这是派出去了多少人？”孙承宗这回第一时间观看，并且陪着韦宝给大军送行。
“全部的兵力！我另外掉了韦家庄的庄丁来保护山海关。”韦宝道。
“全部的人都派出去了？那不是六万？”孙承宗暗暗吃惊。
韦宝并没有说几万人，在韦宝看来，他的三万多人，远远超过明军的十万人！
在韦宝看来，一个宝军抵得过四个到五个的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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