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这种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套路，韦宝也一样，首先是鼓励官民和官官之间揭发和检举、告密。
然后是动员国家力量抄家，寻找定罪的蛛丝马迹，在藏书和文章中找所谓的罪证。
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
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
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制造者或帮凶。
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
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
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在这种环境里，哲学不见了，理论不见了，中国文化一向重视现实，重视人生，重视政治，重视伦理的传统不见了。
这些对于满清的危害很大，但是韦宝却一点不担心在大明造成多大危害，韦宝反而觉得，东林党就是言论太过自由的产物。
一帮东林学派的兴起，标榜气节，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士风起了积极的作用。
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他们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
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近代的政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
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
概括起来，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按照个人才智，予以破格录用；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韦宝认为东林党人“缺乏治国才能”，“党同伐异”，他们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对于明朝的灭亡“晚明的党人们”都负有“历史的罪责”。
就是因为这帮人言论太过自由，才搞的天下乌烟瘴气，如果魏忠贤真的是恐怖施政，自然会有人推翻他，不必让官员拉帮结派，搞的民不聊生。
而且，韦宝搞的文字清查对东林党影响最大，却也不是专门针对东林党的，所以，这一点，就连东林党自己也不能合起来反对韦宝，否则就是反对皇帝。
这才造就了韦宝如今的地位。
现在韦宝又要与英国公府联姻了，韦宝地位上升之快，可想而知，一个才刚刚十五岁的人，已经是正四品官员，又是探花郎出身，韦大人俨然已经成为了大明最具成为茶余饭后谈资的人物。
偌大的排场摆出来，韦总裁的府邸到英国公府其实有半个时辰足够，却走了快一个时辰，沿途与人攀谈，表达亲民，把韦大人的喉咙都弄的有点哑了。
韦宝原本以为到了英国公府，张维贤和张之极仍然会给自己难堪，给自己一个下马威来着，却没有想到完全没有。
张维贤甚至带着全家人亲自赶到他们府邸那条大街的最街口上迎接韦宝，陪同张维贤的还有内阁全体大臣。
再加上替韦宝牵马执鞭的冯铨，等于内阁大臣们在路口上来了一次大集合。
这在内阁之外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情况，因为他们分属于泾渭分明的两派，一边是阉党，一边是东林党，水火不容。
在内阁是要一起理政，没有办法才在一起，在内阁之外，像今天这样聚集的这么齐整，平时根本不可能，除非是皇帝出巡还差不多。
只不过，今天并不是皇帝出巡，而是韦大人上门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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