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鞭法的第一条举措就是废除了实物税，一律以白银充当税赋。
在明初，由于朱元璋的抑制，商品经济十分不发达，农民便以实物充当赋税，但这些实物往往与朝廷的需求并不匹配，因此造成了很多浪费。
到了明朝后期，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很多农民都参与商品的买卖，手里拥有的现银远非明初可比，这使得用现金交税成为了可能，政府的税收质量由此大大提升。
一条鞭法的另一个作用在于他大大简化了税制，降低了征税成本，使得中间环节大幅减少。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环节越简单干脆就越难产生猫腻和腐败，张居正将名目繁多的税制统一核算为田赋，一并收取，使得地方官员无隙可乘，大大抑制了腐败行为。
除此之外，一条鞭法还强调“以田为宗”即拥有多少土地就交多少税，土地越多，交的越多，促进了税赋公平。
一条鞭法还通过清丈土地的方式来彻查全国的耕地，明朝后期很多大户往往贿赂地方官隐瞒自己的资产，而张居正这一招一出，直接断了他们闷声发大财的可能。
仅第一次清丈，就多丈出了2.8亿亩耕地，而这些耕地多来自于富人，这意味着他们将上缴给国家更多的税赋。
在张居正的推动下，一条鞭法很快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短短几年间，国库就存银400万两，一举扭转了正统之后国库吃紧的窘境。
一条鞭法带来的充沛财力直接导致了之后万历三大征的获胜，如果没有这么多雪花银，很难想象明朝能在那三场大规模战争中支撑下去。
虽然张居正的改革给明朝带来了如此多的好处，但在张居正暴毙以后，一条鞭法便立即荒废了，名义上，这项改革成果依然存在，但实际上，早已是形同虚设。
韦宝洋洋洒洒，越说越是高兴。
张维贤却不以为意，冷淡道：“小宝啊，你说的这些，其实世人都知道，但是得不到拥护的改制，有何说道？你觉得你能超过当时张居正在大明的权势吗？张居正身为首辅和帝师都没有办成的事儿，你觉得你一个参政能办成吗？”
“张伯父，张居正不是没有办成，是得罪了太多地主的利益，死后辈推翻了，我有信心在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各地办成这件事，不管我的地位多名卑微，只要我相信这事是对朝廷好，对陛下好，就一定能办成的！更何况，我身后还有陛下和您这样忠心耿耿，为大明着想的顶级大员相助呢。”韦宝给张维贤戴高帽道。
张维贤呵呵一笑，暗忖我可没有答应过你什么。我只是说考虑考虑。
韦宝知道张维贤并没有听进去，并不气馁，认真细细说张居正改革的不足之处。
一条鞭法为何会被荒废，既有政策上的问题也有朝中政治的问题。
政策上的问题。固然，一条鞭法给明朝带来了种种好处，但是很快，他的弊端便显现了出来。
首先，一条鞭法在北方遭遇了水土不服的情况。
一条鞭法用银两彻底代替了实物充当赋税。
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南方自然是如鱼得水，可是到了依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商业不发达的北方就是另一回事了。
北方由于商品经济落后，农民手中的银两依然很少，根本不足以缴纳赋税。
官员们往往借推广一条鞭法之机行剥削民脂民膏之实，变成名虽一条鞭，实则杀民一刃刀也。
这使得北方农民变得更加贫困，与政府的对立情绪一度飙升。
除此之外，一条鞭法虽然通过简化税制的方法杜绝了一定的腐败，但是很快官员们就想出了腐败的新花样。
比如，一条鞭法中要求将百姓所交的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后才能作为赋税存入国库。
而由于冶炼技术不发达，碎银变为银锭势必会产生损耗，这些损耗就被称为火耗。
因为火耗的存在，就必须再向百姓征收火耗钱，而这又让官员们有了可乘之机。
在地方官员的小动作下，征收的火耗往往大于实际火耗，而这之间的差额就流入了地方官的腰包。
这由此造成了新的腐败和浪费。
虽然一条鞭法在实行中产生了问题，但是哪有一项改革从一开始就能十全十美呢。
如果后续的首辅们能继续张居正的事业，那么这些弊端未必不能扫除。
但是无论是大臣们还是皇帝，都对此兴趣寥寥。
大臣们不用说了，谁会没事断自己财路，给自己找事。
而皇帝难道他不愿让自己的王朝挺得更久一点吗，常理上讲，万历应该坚决推行改革，但是由于这项改革是张居正推动的，那问题可就大了。
张居正当政的那10年，可谓是权倾朝野，人们只知张太岳，而不知万历帝，面对如此功高震主，干涉自己生活，代行自己权力的人，皇帝能有好感吗。
所以张居正一死，万历就抄了他的家，而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自然也被皇帝迁怒而打入了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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