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国库开始再度充足起来，但这却加剧了阉党和东林党的冲突。
至于辽东的战事，则是怎么省钱怎么来，再加上各层将领的盘剥，导致辽东缺饷越来越严重，最终激起兵变。
三次税收改革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其实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廷用度紧张的问题，但最终都在代表士绅利益的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的抵制下已失败告终。
土地兼并严重，特权阶级会千方百计的避税。
既然朝廷以农业税为主，那么前中期的农业税都能够支撑朝廷用度，为何到了明末时期农业税却无法满足朝廷的支出了。
韦宝认为主要就出在了土地兼并严重和特权阶级合理避税两点上。
明末由于朝政的整体腐败，民间土地兼并情况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
皇室宗亲、各级官员与民争利，他们通过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掌握的财富，大量侵占官地和民间私田，甚至连太监、勋戚也通过“乞请”和接受“投献”等方式霸占大片土地，导致全国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这些利益阶层手中。
然而就是这些掌握着全国大部分土地的利益阶层，他们却又拥有另一项特权，那就是根据明朝的律法规定，举人（及以上功名）、僧侣、皇室宗亲等阶层是可以不纳税的。
这也是为何普通百姓和无功名的地主会用“投献”的方式，将自己土地挂在特权阶层名下的原因。
特权阶层通过各种方式将全国大部分土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而他们又可以利用制度漏洞来不用纳税，朝廷的收入怎么可能不减少。
从17世纪开始，即万历后期开始，明朝开始进入小冰河时期，气候发生严重变化，北方风沙日益严重、旱灾逐年增多，农业收成锐减。
与此同时，中原地区气温的骤降和降雨量的减少也达到了秦汉以来的历史最低点，整个明朝末期灾害不断，旱灾、寒流、蝗灾、水灾、鼠疫、瘟疫等灾害此起彼伏，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以土地为生的底层农民的生存。
各种自然灾害的持续爆发，导致土地数量和产量都急剧下降，这不仅导致以农业为主的北方百姓生活极为困苦，自然也严重影响到了朝廷的收入。
如果这种现象在盛世，朝廷或许还有能力应对，但却恰恰出现在了明朝末期，这简直就是灾难性的。
明朝的灭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国库空虚，朝廷每年的财政收入不仅无法弥补亏空，甚至就连军饷也发不出来，这在靠武力夺取政权的封建社会是致命的。
《明史》中记载，明朝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300万两白银，但这并不能算是明朝每年的总收入，因为明朝很多时候不按现银收取赋税，而是直接纳粮。
如果把其他一些纳粮的赋税折算成白银的话，明朝每年的总收入约为1000万两，最高的一次是在1602年，也只有区区2295.3万两。
和清朝时期每年的国家收入比起来，这个数字确实太少了。
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时间里，清朝政府每年的收入都在8000万两白银左右，1891年更是搞到8968万两，清朝一年的收入抵得上明朝全盛时期四年的总收入。
但是清朝收入高于明朝从某些方面来看也许并不算是什么好事。
收入多来自税收，明朝时期的赋税就已经很重了，清朝的税收则更重。
虽然在康熙帝时曾规定在康熙五十年后出生的人口不再增加赋税，但是清朝的税收，实际上还是一直在不断加重的。
税收来源多。封建历史上，每个朝代的赋税重头都是田地的税收，但与历代不同的是，清朝在对关税、盐税、鸦片税的征税都很重。
此外，清朝在人口数上是明朝高峰期的两倍左右，人人都要吃盐，盐税就等于变相的人丁税。
清朝时期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收入虽然很高，但是米价、布价等人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却也是一直在上升。
人们的生活其实并没有因为国家财政的“虚胖”而有好的改善。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每年还要承担巨额的战争赔款，国库也是入不敷出。
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在清朝时期，大批的美洲白银流入，白银不再像清朝以前那么稀缺和值钱，所以数字虚涨并不代表价值增加。
一个国家是否发达要看国家每一个阶层的人民是否能够感到幸福，清朝后期虽然看起来财政收入很高，但是物价高，赋税高，钱不值钱，人们感受不到幸福，国家自然也就谈不上强大。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国家怎么有钱，但是只要农民穷的吃不起饭，怨声载道，这个朝代就离灭亡不远了。
为了解决明朝政府的财政问题，张居正实行了名为一条鞭法的税制改革，并在几年后立即收到成效，使国库的存银从亏空猛增到上千万两。
正因为张居正的改革，万历才有能力打赢“万历三大征”，解决明朝的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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