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韦宝在马车里面给左国柱和杨雪、熊欣儿简单的讲了一些做买卖的知识，一些经济上的基础知识。
他们三个人，韦宝都打算往经济方面培养。
总裁秘书处也需要经济专长的女孩子，韦宝觉得杨雪和熊欣儿都挺合适的。
明朝嘉靖年间，富庶的江南地区店铺林立，商品交易频繁。
在当时的苏州府，万福记的酥饼是远近闻名的风味小吃，每天门口排队的顾客络绎不绝，店家开足马力生产仍是供不应求。
不仅如此，还经常有官府和大户插班下大订单，足够万福记忙上几天的，门面生意自然就照顾不了了。
有钱有势的大佬当然得罪不起，但是散客也是不能随意怠慢的。
为了不让散客再空跑一趟，掌柜沈鸿昌情急之下，在收取定金之后打下了白条，允诺在指定的日子一定交货。
原本这只是应付散客的权宜之计，尽管万福记并没有这个生产能力，但为了本店的招牌和口碑，沈鸿昌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战战兢兢过了一个月后，沈鸿昌惊讶地发现，情况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每天拿着白条来提酥饼的散客寥寥可数，门面卖出去的酥饼也不比以前多出多少，但每天回笼的铜钱多出来不少。
细心的沈鸿昌多方打听，才知道有相当多的顾客购买酥饼，并不是留作自己食用，而是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而收礼的人也不见得会自己吃，往往过段日子找个机会转送出去。
可问题是，酥饼存放时间长了就会发霉变质，没法再送人了。
再者，拎着偌大的饼盒到别人家里，既不方便又惹眼。
于是，好多人买了这种白条放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了就自己跑到万福记兑换现成的，若是想送人还可以继续留存着。
沈鸿昌暗自琢磨起来，做一盒酥饼要花时间、人力和本钱，卖出去只能收到20文钱，这种白条几乎什么投入都没有，就可以凭空坐地收钱，而且不用担心马上就要兑现，岂不是无本万利。
不久，万福记开始印制盖有沈鸿昌私章的饼券，在门面叫卖起来。
卖饼券的好处确实很诱人，酥饼还没有出炉，就可以提前收账，沈鸿昌不用再像以前为讨要赊账而苦恼了。
卖饼券的铜钱可以用来做其他卖卖，而且还不用付利钱。
顾客手中的饼券总会有部分遗失或毁损，这些没法兑换的酥饼就被白赚了。
苏州城内的布庄、肉铺、米店掌柜看着都眼红了，一窝蜂地跟着模仿，卖起了布券、肉券、米券、饼券上面没有标明面值，购买时按照当时的价格付钱，提货时不用退补差价。
酥饼是用粮食做的，价格跟着粮价变化，丰年和荒年的粮价起伏很大，正常年景的一盒酥饼卖20文钱，而在丰年只能卖15文钱，但在荒年可以卖到50文钱。
一些精明的百姓将饼券攒在家里，等酥饼涨价时再卖给人家，性子急的人不屑于这种守株待兔的做法，他们通过赌来年的收成，做起了买空卖空的生意来。
倘若来年是丰年，现在的饼券就跌价;倘若来年是荒年，现在的饼券就涨价。
不仅仅是饼券，市面上其他的券也被人做起投机交易来。
当铺和票号见有利可图，不仅仗着自己本钱雄厚来分一杯羹，轻而易举地操纵起价格，而且还接受百姓各类券的抵押，放起了利子钱。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或许将会形成为一定规模的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
可是历史不容许假设，嘉靖年间也是倭寇危害江浙甚重的时代。
嘉靖三十三、三十四年，倭寇接连3次奔袭苏州府。一时间，苏州城内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商家趁机囤积居奇，市面上的券被百姓疯狂抢购。
没等倭寇攻城，自己就先乱了，苏州知府任环痛下决心铁腕治市，强制平抑物价和开仓放粮。
市场供应逐渐平稳下来，券的价格于是一落千丈。
券不值钱了，债户倘若归还利子钱，将券赎回就大不划算了，便纷纷赖起了账。
当铺和票号里押着的券天天在蚀本，伙计们焦急地上门催讨利子钱。
可债户说，利子钱先前都用来抢购东西了，现在物价便宜了，我们手头却没钱了，要不那些券就留给你们吧。
当铺和票号不敢再留这个烫手的山芋，赶紧找发行券的店家，要他们按照原价赎回。
掌柜们当然不答应，当铺和票号狠了狠心，贱价卖给了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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