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党在放火烧了东林书院后，几十年未曾修过的黄河水道，开始维修。
浙江巡抚感觉海内咸平，农民不用被折腾都安心劳作，提议修魏忠贤的生祠，于是全国掀起修生祠的高潮，辽东的官兵将士修的又好又用心。
袁崇焕称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因为魏给了关宁军丰厚稳定的收入。
在魏忠贤登场的前后，明末的朝堂上有这样一群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于南京江南贡院，他们相互视为“校友”，渐渐形成党派，以无锡东林书院为精神圣地，他们清高，他们理想主义。
表面上看，他们似乎是正义的化身，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但从根本上考究一下的话，没接触过底层社会的他们大都是江南乡绅巨贾子弟，花成千上万的银子买个科举名次，甚至不乏中举后继续买官者。
盘根错节的党同伐异，渐渐成为朝堂上掌握话语权的中坚力量，排挤的齐浙楚、闽等小党派势力时，所用手段不比阉党逊色多少，这就是明末历史上的东林党。
掌权的东林党生活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刻，恰恰成了帝国衰落的催化剂。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
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
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浪费国家钱，打败了要杀人。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
由于明朝官员俸禄很低，除了极个别清官，贪腐几乎是必然的。
史书上写魏忠贤犯的十大罪，然而仔细看，大多罪状都是基本没实际行动和证据，修祠堂也算大罪。
修堵墙挂张画而已，民间自古就有为好官修祠堂的传统。
魏真正做成了的坏事，其实主要就是利用东厂杀死杨涟等辱骂弹劾阉党的东林“名士”，以禁言无聊御史们的弹劾。
魏忠贤杀杨涟等人的行为本身是不对，但结果是禁言，禁言后，专心为自己为大明朝廷捞钱，不搞钱，大明朝廷随时要崩盘了。
韦宝现在弄的文字清查，实际上也很契合魏忠贤的手法，韦宝的文字清查是魏忠贤让东林党闭嘴的一种延伸罢了。
只是韦宝的文字清查打击的范围太广，几乎是针对天下文人，并不单单针对东林党，也有不少阉党被抓了。
今天韦宝在花船抓的二三百贪官污吏，几乎都是阉党。
魏忠贤只是知道韦宝杀了漕运总督李思启，还不太清楚韦宝抓了那么多人！
所以韦宝要快刀斩乱麻，让林文彪派都察院的人，今天就将那几百号人审讯出一个眉目，明日就定罪，来个快刀斩乱麻。
明末两极分化，土地兼并严重，银子都在江南乡绅富户的手里，怎么让他们把银子交到国库？
东林党出身江南富家，不愿也不能做。
但是，而权倾一时的魏公公可以做到。
有了钱才能给军队发工资；才能造各种军备武器，除了红衣大炮，还有地雷、火铳、火棘莉、炸弹等等火器，才能筑城修墙养马。
军队装备好了才能内平贼寇，外御强敌。
魏忠贤的功业在于保证了帝国财政的稳健运行，增强帝国凝聚力、控制力，南到广西、北至锦州尽为掌握。
能够用正确的人并给予支持，扳回辽东战场的颓势，抚平北方农民因灾造反的危机。
跟前辈王振之流比起来，不得不说魏公公的才干确实高出了一大截，即使跟一般的内阁大臣比起来其实也有卓越之处。
抛开党同伐异这些朝堂政治不可避免的“错误”不讲，魏至少是个效率极高的注重实用主义的干练能人。
东林党回忆录里说魏本人很愚钝，大多数点子都是他周围的人出的。
崇祯上台后，与魏忠贤比，疑心重也就算了，关键收不到税，满朝东林士官大多富的流油，科举的排名都是比银子多少的。
此时一个衣服打补丁的皇帝空降下来，突然要搞一场无人配合的反贪运动，满朝官员从刚开始的不寒而栗变成后期的笑而不语，一个个都成了影帝。
下面的百官冬天炭敬、夏天冰敬、各种红白喜事都是搜刮漫天，可是在皇帝面前爱装清廉。
朱由检像个孤独的观众一样，深深蒙在东林党上演活剧的一面烂鼓里。
更别提东林党的大本营，江南的税收了。
可惜他们不知收敛，戏演过头了，正剧变成悲剧。
魏死后，辽东的形势再次退化到了万历末年的水平并持续恶化，财政困难的同时，崇祯皇帝疑心重，且在议和主站的意见中间摇摆不定，先是抛弃孙承宗，然后将袁崇焕凌迟。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没了将军，下属官兵们只能干瞪眼，辽东的关宁防线由强转弱、节节败退的局面再难挽回。
袁崇焕督师辽东时，积极研究关外地势民情、八旗军作战技俩，提拔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满桂等勇将。勤于操练，多次整治军纪，与士兵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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