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更像是一个看客。
实际上，韦宝在边观察边思考。
传统社会没有别的办法，一个是分权，把地方统治权分开，搞个什么布政使、按察使、指挥使；再一个就是“人盯人”，设置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其结果只是代理人集团庞大，代理成本更多。
朱元璋杀人解决不了，雍正高薪养廉也解决不了。
传统中国不会在数目字上管理，实际上确实是不可能，因为没有那技术条件。
其实朱重八的后代找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办法“用贪官治贪官”，就像嘉靖、天启皇帝一样，让权臣去弄钱，腐败严重了就杀掉一批，再换一批上来。
西欧封建社会没这问题，领主管农民，国王只能找领主要赋税，领主不用贪污，因为农民的地租本来就是他的。
同时也意味着西欧君主权力弱小，国家也不强，必须跟领主分权。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基本延续这种治理思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管的越少代理成本自然也越少。
如何消除腐败，中国传统社会寄希望于德治、贤人，实践证明完全破产。
后来又有一种“制度神话”，这是西方人近代以来给弄出来的，通过一种制度设计，加上人人为己的基本假设，就可以通过监督制约消除腐败。
全部消除肯定不可能，至少在成本没有增加多少的情况下，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但是，这只是一种假设，有生活经验或者有一点点博弈论知识的人都可以明白，这种假设在现实中不存在，参与博弈的人轻松可以把设计制度时期待的对抗博弈变成合作博弈，而且随着博弈次数越来越多，合作默契必然会建立。
后世欧美许多两党制度的国家早就在一百多年的博弈中形成了默契，垄断了美国政治所有资源，把普通老百姓想改变的努力扼杀在摇篮中。
国会、政府、法院和社会组织、企业之间也形成了很多腐败的潜规则和默契。
国会两院的议员，特别是位高权重的参议员，设计之初就是让他们代表各州人民监督联邦政府，可是现在后来变成了联邦政府、企业之间的腐败掮客。
参议员和众议员有两种不同层次的腐败，低层次的腐败就是多报花账，高层次腐败就是用自己承担的职务，为企业谋取利益。
联邦和州两级议会的议员都拥有很多权力，特别是其中一些长期担任议员的，掌控着法官和很多国家机关关键职务的提名权，掌控着监督政府部门的权力，围绕着这些资深议员形成了复杂的腐败和利益输送网络。
在社会生产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搞监督部门、监督人员、监督制度，不是没有作用，而是作用有限。
随着时间进行、博弈次数增加，都会慢慢失效。
举个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囚徒困境，如果两个罪犯是第一次被抓，第一次被隔离讯问，他们都会倾向坦白，让警察获得最大胜利。
但是，这两个罪犯是惯犯，几十年了都一起做案，经常进警察局，还能指望囚徒困境会起作用？
搞三权分立起不到作用，其他监督机制的作用也会随着时间递减。
根本解决腐败问题只能依靠生产力水平、科学技术的升级。
打个简单的比方，让税务人员挨家上门收税，肯定贪污严重，让商家都装上税控收款机，贪污自然减少，不用什么教育、也不用搞人盯人的制度建设。
假设用现代技术条件穿越到明朝管理国家，贪污的空间就被压缩到很小。
全国土地精确丈量、还有卫星天天在天上测绘，各地有什么水旱灾害中央政府都能知道得清清楚楚，土地产量也能精确预测，官员还怎么贪污？
现代社会还有贪污，最大的原因就是很多交易（产生财富的土地）中央政府没有掌握，一旦所有的交易都电子数据化了，而且处在政府监控下，贪污自然消失。
那时候问题就变成了如何避免中央政府拥有绝对权力后的绝对腐败。
最后，腐败不促进经济发展，却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副产品，只有政府监控之外的新交易形式不断出现，才有经济增长。
腐败必须被控制在不损害公平竞争的程度范围内，不要幻想有什么办法彻底消灭腐败，任何反腐措施都要考虑社会成本，像朱重八那样就是过分而徒劳的。
韦宝没有这种手段，他弄不出高科技，就算要想在自己在大明的时期，从现在开始算起，再过十年，他也顶多是让蒸汽机普及而已，跟工业化革命的关联都不大，更别说与现代科技相关联。
这些衙门官员不能回家，他们的家人们一开始都守在门口，时不时的来一下，来问一问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在韦宝的指示下，差役们会让这些人的家属透过衙门大门往里看一看，两千多人将衙门大院挤得满满当当，但并没有出事。
现在，因为在任官员们闹起来，所以韦宝干脆让人将都察院和大理寺的两头街道都封上了，在两处衙门大门口都牵起了用来警戒的绳子。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