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可以说，人人都是间谍，不管清官还是贪官，不管循吏还是昏官！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
除正史中有“循吏”、“良吏”的概念外，到元杂剧中又有了“清官”乃至民间的“青天大老爷”的称谓。
循吏是奉公守法的官吏，说白了就是好官。
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世因之，代有循吏传。
一个真正的好官，其受百姓钦敬的程度甚至使人羡慕。
如汉武帝时的名臣倪宽，任左内史时，收税看百姓的情形而决定时间的急缓，所以许多税常常拖着。有一次，军队要出征，国家急需钱粮，而倪宽由于税收得不足，法当免职。
治下百姓一听说这个消息，惟恐失去这位好父母官，不约而同一起来交粮食。大家族用牛车拉，小家庭则挑担来，前脚接着后脚，队伍如长龙，络绎不绝。
最后一算，收的钱粮还以倪宽最多。当官当到这个份上，真可称绝。
一般认为循吏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二、教育；三、理讼。
体现“和”精神。
按照儒家传统的“先富后教”的政治模式，那么，这三者中当以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最为重要，教育、理讼，细究之，是为前者服务的。
中国重农历史尚焉。
循吏重农行为可窥见古代国家重农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
从宏观上看循吏重农行为价值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循吏是国家重农政策实施的中介过程；另一方面，循吏从其自身建功立业的愿望出发，采取了以道德政治为特点的治理措施，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而这两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说，又都体现了儒家文化“和”的精神。
在长篇小说《张居正》中，作家详细阐述了“循吏”与“清流”两种截然不同的做官方式，其分析透彻而精辟，令我印象深刻。
张居正荣膺首辅之后，为开创“万历新政”，实施了“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用人方略。
那么何为循吏？何为清流？
循吏是指那些勇于任事、不避险阻、政绩突出、心系朝廷，但是会在做事手段以及个人品德上有些瑕疵的官员。
清流是指那些正直忠贞、性情耿介、学问一流、道德一等，但是浮于清议、不善解决实际问题、上不能为君解忧、下不能为民谋福的官员。
循吏与清流，正如矛和盾一样，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在《张居正》一书中，循吏的代表是张居正本人，清流的代表是海瑞。
张居正在继任首辅的时候，百废待兴。政府中，冗官冗员，掌权者懈怠于政务，汲汲于钻营；国库中，空空如也，不要说维持国用，就连京官的俸禄都没了着落；地方上，广西民变，用人不当，剿匪不力，形势严峻。
张居正继任首辅之后，运筹帷幄，选择以“整顿吏治”作为开辟新政的突破口。首先，他实行京察，裁撤那些存在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玩忽职守、怀私进邪等劣迹的京官；其次，他创立“考成法”，即各项工作任务都要专人负责、限期完成，并考核完成情况作为官员升降赏罚的依据，从而根治官场敷衍塞责、拖延政务的不良风气。
在整顿吏治之后，张居正着手“整顿财政”，开源与节流并举，取得尤为显着的效果。首先，他通过核实成本的方式缩减皇室支出，仅核实龙袍成本价一项就节省了六十万两银子；其次，他对享有免税权的“子粒田”每亩征收三分税银，仅此一项国库每年可增加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再次，他更改了全国十大税关的管理体制，严查偷税漏税，使得每年的榷税收入翻了一番。
正所谓“手里有钱，心中不慌”，作为大明王朝首辅的张居正也是这样。
在国库充盈之后，他就可以放心地着手维修长城、防止边患，治理河道、杜绝水患等重大国事了。
此外，张居正重用生性贪鄙但具有军事才能的殷正茂，彻底剿灭了广西韦银豹叛乱，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张居正固然是“治世之能臣”，但却因“夺情事件”，而被天下读书人所不耻。
明太祖朱元璋定下规矩，即凡是在职官员，遇到父母去世的情况，必须要除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之“守制”。朝廷下令不批准辞官守制，或者在守制期内征召出来做官，称之“夺情”。
张居正在担任首辅期间，遭遇父丧，他考虑到一旦去职守制，“万历新政”可能会改弦更张。
因此，在皇帝的征召下，他同意“夺情”。
而按照儒家正统观点，“夺情”就是不孝，不孝之人是没有资格治理国家的。
再说海瑞，海瑞曾出任应天巡抚，治理应天，大明朝留都、苏州、常州、松江、镇江等江南富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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