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本色还能照常、照实发放，但问题就出在折色上。折色多少，是在建文四年末按照《俸粮支米钞格》严格规定的，后世虽有变动，但幅度不大。
要知道，明朝粮食价格上涨的速率并不低，正嘉以后，米价是在持续上涨的，同样的钱到了哪怕到了成化朝，充其量也就只能买额定大米一小部分。
更要命的是，大明宝钞的发行极其失败，不久就是废纸一堆，发给官员的宝钞什么也买不到。
到了景泰时，没有办法，只能把理应折成宝钞的折色俸再折成白银发放。
到嘉靖朝开始，索性除月米以外，一切概折白银发放。中间来回折腾几次，官员手中实际能拿到的俸禄还不抵规定的那点可怜的数值。
即使在吏治澄清的明初，明朝人已经在抱怨俸禄之低。
自此，明朝官员对本朝俸禄可怜的抱怨不绝，如万历朝的于慎行阁老竟然仰天长叹大明王朝的官俸连北汉小朝廷都不如：“至北汉刘崇以太原一道正位建国，宰相月律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较之唐末已为太减矣。乃今一统之盛，宰相月俸犹不能半此，则近代之俸可谓至薄矣。”
俸禄太低，但是官员要养家糊口，要上下交际，要维持排场。
特别是晚明，整个社会沉醉在消费主义的浮华之中。
像是韦宝今天请李利民的客，其实并没有花多少口水，因为这都是常见的现象，大家都这样。
只是韦宝请客的排场将李利民吓到了，那是因为韦宝平时自己就这样花惯了的。
大明的开销再大，也大不过韦宝。
大明上下官员虽然没有韦宝的开销这么大，但是一个月下来，正常官员个人开销个五两到10两纹银，是逃都逃不掉的。
这就与他们的薪俸远远不符了，更何况每个人背后还有一个大家庭的开销等着他们。
明朝官员们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开发出层出不穷的敛财手段。
他们的五个主要途径是乞请与赏赐、占田收租、逃避赋税、贪污受贿、以权经商。
其实，赏赐只是九牛一毛，以权经商也不普遍，而贪污受贿终究是严重违法行为，时刻有可能因此锒铛入狱甚至丢掉脑袋。
最重要的，还是以避税为支撑点的广为占田，和常例钱两大途径。
凭藉这两大途径，明朝官僚的实际收入极其可观。
明代官僚有免税特权，故而中进士任官之后，就会有大量人来投献土地，而明代官僚们也都是兼并土地的老手，因此获得的地租收入，足够大多数官僚衣食无忧。
这固然也是损国利己之为，但如果说贪腐是彻彻底底的黑色收入，“常例钱”就是名副其实的灰色收入。
常例也是搜刮民脂民膏，也是不合法的收入，但却是大明王朝从上到下都心知肚明，人人都拿钱的收入。常例虽不合法，但久经实践，已经形成国家机器运转中的潜规则，拿这份钱，人人心安理得，也不会冒有掉乌纱帽的风险。
谁若拒绝常例，譬如海瑞，反倒要被看作是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表现。
明朝的常例自州县到阁部，无所不浸染其恶，但它的深根长在帝国统治机器的最下层——胥吏。
明朝政府的基本运转掌握在胥吏手中，特别是与百姓最为息息相关的刑名钱谷，往往操持在胥吏手中。
这些胥吏没有上升的希望，自然汲汲于倚仗手中权力肆意寻租，百姓稍有不从，可能面临家破人亡的后果。
故而被搜刮的民脂民膏，实际上第一层先进了胥吏的腰包里，不少书手衙役赚的盆满钵满。
胥吏虽然能对一般人民作威作福，但在顶头上司——州县官面前却像一只蚂蚁一样。留下自己的那份，更大头的要献给知州知县老爷。
在淳安知县任上拒不受常例的海瑞，详尽地记载了淳安县的老爷们应收的常例清单：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秋粮长银二十两。折色粮银四两。农桑绢银十两。盐粮长银十两。夏样绢八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农桑样绢四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清军匠每里银一两。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审均徭每里银一两。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两，每年约有七千余引。样漆一百筋，太府如数，受否在人。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银二两。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造黄册每里银二两。催甲每里银一两。俸米每石折银一两。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区区一个正七品知县，一年的常例收入居然可以达到2700余两银子，几乎十倍于正一品的年俸。
各州县常例的种类和数量虽有不同，掊克的比例却是一样的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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