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治代价是王朝的统治者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需要从顶层设计上来保障北方士子参与王朝政治的机会。
其次，科举取士也有自己的问题。作为古代的应试教育，难免出现一大批为了考试而考试的人，南方教育文化发达、社会安稳，给了一批不谙世事、埋头科考的读书人土壤，这些“学霸”、“考霸”即使考中了进士，一旦要踏入官场，涉及实操，就会出现很多问题。
朱元璋自己就对这些进士不怎么待见“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朕实心求贤，而天下以虚文应朕，非朕责实求贤之意也。”
朱元璋觉得科举考试选拔的进士中看不中用，一怒之下就让科举暂停几年了。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不擅长从政。大学士杨士奇就认为“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
如果科举考试是为个给国家选拔治国理政治的人才，那么，选拔实干型人才的需要大于考试成绩的需要，划定考区来限制南方考生而照顾北方考生，也就不失为一种变通。
韦宝虽然身为南方人，但是这一世却是北方人，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辽西子弟。
可韦宝有点无语的是，自己虽然底子里是南方人，却似乎真的毫无科举的天赋呀。
闲话几句，廖夫子招呼吴二公子赶紧上楼去温书。
吴二公子本来说已经快到中午了，不如先吃饭了再说的。
本来想着，吃了饭，再休息一下，拖拖拉拉，混到黄昏，然后再拉着韦宝上哪儿去开心一下，这一天便混过去了呢。
但是韦宝、廖夫子、吴雪霞三人的用功热情却很高，都一致觉得，午饭之前，至少还能温书一个时辰！
吴二公子一比三，无奈之下，只得上了海商会馆的二楼，韦公子的专有楼层，去用功。
科举制度并非从明朝起，却是从明朝发扬光大，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名额十分之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
明朝自洪武三年（1370）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就挤破了头。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
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
考试范围是州县，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到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
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有某些特权，比如可以免除一人的徭役，见到县令可以不下跪。但并不是官，还差得远。
要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还要继续奋斗！
但是通过学习，韦宝并不神化古代的科举制度，更不神化科举的难度和这个制度选拔出的人。
在韦宝看来，廖夫子搜罗的很多进士卷子，并且刊出成书，有不少连书法都很稚拙。除此不论，做的八股文水平很多思维层次很差。
明末科考更是曾试图在科举中加入对平辽患、治匪患等实际内容的策问，当时应试者的答卷连沾边的都没有，最后录取的卷子根本文不对题，让皇帝有了天下才尽矣之叹。
如果是这种年份的进士，恐怕其佼佼者即使参加今日之国考，落第是肯定的。
科举千年，产生的人才不能说没有，但状元最后能成大器者可以说凤毛麟角，真正能挽狂澜于既倒名垂青史者可以说一个都没有。
清末李鸿章、左宗棠讥讽科举科举选拔出的人才，问什么问题都是僵僵而不能对，废物点心一个，这也是为什么清末名臣干脆多用武将，到袁世凯连秀才都不是了。
历史上屡试不低的才子名儒比比皆是，柳永、马致远、姚广孝、曹雪芹、蒲松龄皆如此，但这不能简单归结为科举难度高，不好考。
而多是因为所在时代科场腐败，弊病丛生。那样的时代科举难考，考上的却并不一定比落第者才学好，但家世更好则是确定的。不公平而已，不是难度的问题。
还要提一点，实行科举制度的所有国家都已经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面对海量的内容，不单单是吴三辅哈欠连天，就连韦宝的头也是一个比两个大。
尤其韦宝还带着现代人鄙视科举这种过时，腐朽产物的认知，内心是有一定抵触情绪的，这就更加增加疲劳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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