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的趋势是实物折银，赋税的税种逐渐减少，实际上就是把赋税之外非法加派的杂税也算进去合为一种税。
同时劳役也按照一定比例折成银子结算，以每户所拥有的土地作为缴纳多寡的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改革开始无意识地出现一种“量入为出”的观念，官员每年需要预估本年度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再按照这个额度征税。
正统年间到万历年间的一系列改革实际上就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内容。
所以，与其说一条鞭法是张居正的发明，不如说只是张居正对之前的一系列财政改革的承认，或者说是张居正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之后，继续推行罢了，并不是张居正的首创。
实际上，明代的财政体系到张居正的时候已经较为完善了。
可惜万历三大征，加上后金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加派三饷，在原有征税的基础上又增加赋税。地方不堪重负，农民暴动和奴变此起彼伏。
明代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盐法败坏，与盐法息息相关的钞法也很早就废弛了。
大明的财政收入刚开始比宋朝前期是高不少的，但是宋朝中后期的盐酒茶税上来后，明朝收入就低于宋朝了，但差距也不大。
收入低于宋朝的原因主要是明朝的赋税长期不增长，反而有下降趋势。
明朝的财政收入从朱元璋到朱棣时期是有增长的，但从永乐后期开始就有下滑迹象，到了宣德改科之后基本是出于稳定震荡的，直到明末涨税。
明代的国库并不只有太仓库，太仓库还可分银库及粮库，通常说的是银库，事实上光北京的库所就可以数出几十个，主要的外库储银库即户部太仓银库，工部节慎库，兵部太仆寺常盈库，名义上隶属于礼部的光禄寺银库，这些库所是北京收银贮银重要地点，其中太仓银库是岁入白银最高的。
而即使是太仓库，在明朝后期岁入也突破了千万，最后几年更是年年岁入两千万两白银以上。
明朝自己有个税目就叫商税，含义很狭隘，明朝商税税率很低，所以没什么商业税收。实际上明朝商税种类不少，而且种类是有增长的；且税率大多是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之类的当时的通行税率，不存在说定低了。
明朝收不上来税纯属技术问题，或者说是自己作死。
北宋是中国白银产量最高的朝代，也是中国白银存量较高的一个朝代，不过由于一系列原因，在宋末尤其是元朝，中国有大量白银外流，因此造成明初白银价值居高不下，一两白银价值高的时候可以换四五石米。
所以可以看出，明初商税并不低，那么为啥明初永乐及永乐之后商税就走低了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宝钞崩溃以及后续政府的财政操作混乱导致的。
明朝前期财政岁入明显优于宋朝前期，不过由于北宋后期财政的增长，有不少是过度收税及通货膨胀，如果减去这些不合理增长，增长幅度也不是特别大，毕竟是农业社会。
而明朝财政长期无增长甚至是下降，后期超过但也不多。
明朝中后期财政收入没宋朝多，原因主要是自身宝钞崩溃和财政思想保守。
但看粮食收入就能看出明朝经济明显强于宋朝，宋朝粮食收入只有明朝的三分之二，差不多也是两者亩产的差距。
明朝的财政崩溃了，是灭亡的最大问题。明代田税长期低税率，但并未给国家实惠，得利者是官僚，田地低税率于农民而言区别不大，该高还是高，因为地主才是其依附者。
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获得低利率贷款，限制高利贷的条文只能是一纸空文。
明末民变与三饷互为因果，环环相扣。
募兵加剧负担，而欠饷又加剧兵为匪。
可知，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了，军事上的兵员是足够养兵的，那么军事守住了，明朝也就不会有农民起义，其流民安抚了都。
“为师不担心你拿到了这么多的人口之后会守不住辽南，只是担心你只是老百姓的身份，没有朝廷的支持，你无法负担这么大的人口吃饭问题！”孙承宗语重心长道：“小宝，为师不瞒你，现在朝廷有很多人攻讦为师，急于要将为师赶走！为师至多在辽东待到今年年底了。”
“恩师不必过于焦虑，就算恩师被迫下野，也能让其他人看明白辽东离不开恩师，换了谁，都不会比恩师做的更好！”韦宝诚心实意道。
因为从孙承宗能看出财政与边事的关系，韦宝就已经很确定孙承宗是历史上难得的帅才了，元帅与将军不一样，大将军稍微懂一些政治经济就行，主要还是军事上过硬！
而元帅主要会看形势，掌握各时机，制定总体战略，这些，都要远比具体的军事才能重要，显然，孙承宗人家就具备帅才。
不过，韦宝不会纠正孙承宗的这些判断，甚至恨不得为孙承宗的悲观判断推波助澜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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