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在祖将军为主的锦州一带守军攻击下，我们对建奴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都已经报朝廷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此而大意，宁远城和锦州城这几座军事重镇的修缮不但不能放松，还得加快速度！这些事情，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原本定于本月完工的两城池防御，我都看过了，连原本预定计划的一半都没有完成，而且修缮过的城墙，很不行！真的要是哪天碰大队建奴攻城，是扛不住的。”孙承宗道。
负责宁远城的是袁崇焕和满桂将军，负责锦州城的是祖大寿，几个人的嘴巴都动了动，但是谁也没有出声。
“怎么？议事不是主要议论这事吗？没有坚固的城池，一旦遇到建奴大举进攻，连逃都没有地方逃，还有什么这个更紧迫的事情吗？”孙承宗重申了一遍。
“督师大人，大家也有难处，这不是朝廷没有拨发银子嘛？光靠将士们自己四处找大石头打磨，找坚固的小石头堆砌，有这个样子已经不容易了。”辽东巡抚张凤翼倒是很少见的发言了，而且是站在祖大寿的角度帮助说话。
事实，在袁崇焕和满桂的带领下，宁远城已经修了七八成了，绝不是孙承宗刚才说的一半都不到，孙承宗说的一半都不倒，针对的是祖大寿！
孙承宗点头：“巡抚大人说的不错，朝廷是没有拨发银子，辽东也有辽东的难处，但是有难处，不做事了吗？难道只有今年才有难处？往年没有难处了吗？你们说一说，近些年，大明哪年没有难处？”
明朝收税主要为农业和商业商业主要分两种“过税”和“住税”也是过境或者过关卡时收税这种税是较低和出现的较少，还有是交易时货物储存要交一笔。
农业税是很不合理的，虽然总体来说他的税率在国历史较低的但是江南地区却要征收重税。
农业税的收入，在朱元璋时期占到国家税收的九成，此时可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总数，是国历史最高，有850多万顷，康乾盛世的最高水平640万顷要高得多。
所以从明朝建立后开始，明朝的『政府』收入一度很高。永乐皇帝在位的时候，可以五征蒙古，大修运河，威服四夷，做成生前身后的帝王们都做不成的事，经济基础即来自于此。
最致命的缺点在明朝特权阶层是不用交税的，权贵，士绅都不用交税。
所以说全国的主要税收来源于下层，于是许多地主乃至小民，都把田地寄放在有免税特权的地主家，美其名曰为“寄主”，以用来逃避赋税。
而后来明朝土地兼并严重，大量地主阶层兼并土地，他们拥有广袤的土地却不用交税，无地的农民，反而要承担苛刻的税赋，因此民变也不断。
到了明朝“弘治兴”的时候，明王朝可以用来收取农业税的土地，已经由朱元璋时期的800多万顷下降到此时的400多万，足足缩小了一半。
于是采取了很多的办法，从明孝宗朱佑樘开始，明朝主要是通过扩大税源，即向人少地多的湖广地区移民的方法来增加税收，对于要承担重税的江南地区，明王朝也一直在进行改革，通过减免税收流程，增加税收效率的办法，来尽可能地解决税收矛盾。
到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在位的时候，第一次开始大规模的征收海关税，对外国贡使来华贸易，也开始征收百分之二十的关税，但这些措施治标不治本。
最后明朝嘉靖皇帝在位的时候，明王朝税收几乎到了“匮乏”的程度，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扰，军费激增，南方倭寇不断进犯，东南的税赋大半泡汤，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只能不断在路地区，尤其是江西、湖广地区增税，以及在西南地区把持贸易特权，通过与西南民族的“茶马贸易”来扩大财源，这样的方式只是拆东墙补西墙。
为此出现拯救了几乎快“『政府』破产”的明王朝！
其实早在此之前，一条鞭法已经产生。
最早出现在宣德年间的江南，只是当时叫“征一法”。
明朝经济的重新整合，开始于张居正之前的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时期，当时主政的大学士高拱已经开始在全国进行一条鞭法的试点，河南、江苏、安徽，实行一条鞭法，几年之后张居正推广全国，已经是水到渠成。一条鞭法的着眼点，是明朝此时可以用来缴纳田赋的土地减少，且税收的名目多，给了地方官员贪污截留的机会。
一条鞭法把所有的农业税，都统一成一样，化繁为简，折合成白银一次『性』征收，这样既能使小民百姓少受盘剥，也能将国家的税收效率发挥到最大。
在一条鞭法之前，国老百姓缴纳的主要是实物税，一条鞭法实行后，变成了货币税，从经济方面来说，这不仅发展了国家的商品经济，也提高了货币流通效率。
农业税的整顿并不是张居正改革的全部，张居正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商税改革。张居正主张“农商并举”，他的方式，是减少税收环节，减免商税，增加税收的效率。一方面，他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权力下放，将贸易的权力完全下放给沿海商人，并且根据每次贸易的数额和利润征税，而不是像过去根据出海时间的长短来征税，这样保证了大部分商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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