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这个时期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并不逊色。
16世纪末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说：“中国人非常博学，医学、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都十分精通。他们以不同于我们西方人的方法正确地计算日食、月食。”
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说：“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大明朝。”
“大明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在日常生活及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不分伯仲。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缜密思考和理性思辩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
但“在实践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拙。”
“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
明朝末期，正是西方科技文化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明朝广大士大夫阶层已经普遍研究西学，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各有千秋。
大明的许多科技方面的着作相对于近代数学、化学、物理学和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西方是颇具亮点的。
在大明倒闭之前，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尚未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尚处孩提阶段，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
而同时的明朝已经进入了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政府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研究和翻译西学着作，共有七千多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
这也是韦宝让人搜罗洋翻译，让人将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着作都加紧翻译成汉字的原因。
自己强大，还要博采众长，这样构筑知识体系的速度才能加快。
事实上，这些工作，大明一直在做，很多书都是现成的，已经翻译成了汉字。
在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思想原则和“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的目标指导下，以及明政府的组织支持下，大明对西方的数学工程等书籍进行有意识有目标的大规模翻译。
其中现《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
《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
《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
《圆容较义》利马窦和李之藻，1614年
《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
《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年
《建筑十书》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
《数学札记》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
《矿冶全书》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
《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
《测量全义》罗雅各
《天体运行论》哥白尼
《哥白尼天文学概要》开普勒
《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罗雅谷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宇宙仪》雅克·贝松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磁石测量法》纪尧姆·德诺吨涅
《神功催吐药》萨拉·安吉鲁着
《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克洛德·举雷
这些都是现成的，已经翻译过来的着作。
当时创作和翻译的还有《物理小识》、《数度衍》、《泰西水法序》、《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七千余册。
在徐光启的科学思想中，“翻译”是基础，是向西方先进科学文化学习的必由之路。
作为皈依传教士利玛窦的基督徒，徐光启并没有选择宗教典籍，而首先选择翻译《几何原本》。他说：“《几何原本》者度数之宗，所以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也。……既卒业而复之，由显入微，从疑得信，不用为用，众用所基，真可谓万象之形囿，百家之学海……”
徐光启第一次向中国说明了几何学的本质。他说：“下学功夫，有理有事。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怯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
尽管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使得封建士大夫并未普遍理解，“而习者盖寡”，但徐光启认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又以为习之晚也”“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认为《几何原本》是百年后人人必读之书。
当后世，中华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当人们认识到‘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创新也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的时候，大明朝的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科学思想就已经开始闪射出熠熠光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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