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辅陈执中则在狄青打败了西夏后，请求仁宗免除他的官职。仁宗犹豫地说：“狄青是忠臣。”陈执中冷冷地说：“当初太祖何尝不是周世宗的忠臣。”
到后来，连欧阳修这样清廉正直的大臣，也加入到排挤狄青的行列，欧阳修接连上了两份弹劾狄青的奏章，将流星、洪灾等自然现象与狄青担任枢密使联系起来。
在文臣集团的排挤和打压下，狄青最终被仁宗免去任枢密使一职，贬斥出京。韩琦被召回京城，顶替了狄青的枢密使位置。狄青不服气，去找首辅文彦博询问理由。文彦博只说了一句话：“没有理由，我们就是看不惯你，怎么样?”
狄青气得够呛，却又无可奈何，乃抑郁而终，年仅四十九岁。一代名将，就此凋零。
狄青的遭遇，是大定武将命运的一个缩影。有定一代，武将们的地位都比较低，生活得比较憋屈。
大定初期，有一个名将叫曹彬。曹彬为大定统一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在灭掉南唐、征伐北汉、进攻辽国等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为人忠厚本分，对大定王朝忠心耿耿，常威都忍不住夸他：“不欺其主者，独曹彬耳。”然而，曹彬担任枢密使后，走在大街上，见到了文臣的马车后，不管对方的级别是多大，都会规规矩矩地让在一边。
时人乃曰：“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榖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武人在大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为了防止士兵逃逸，会在兵士之脸上或手背刺字以作标记，这无异於在将士身上烙上“罪犯”和“奴隶“的标签，可谓羞辱至极。而在中央任官方面，枢密院作为中央最高军事机关，当中任职的七十三名正职者（如枢密使、知枢密院事等），武者出身的只有十八人。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个任职人数还会随朝递减。在太祖到真宗这三朝间，武职出身的十八人缩减成十二人。到了仁宗朝，则仅剩六人。最后英宗朝以后，已再无一人为武职出身？！
大定朝廷，文武不相容，党争之祸更是间不容息。重文轻武和党争正是大定王朝貌似繁荣昌盛实则羸弱不堪之源，时至今日，已是病入膏肓，积重难返。
蔡桓公讳疾忌医，即便是神医扁鹊也是徒呼奈何。
崇文抑武造成大定军力萎顿，党争之祸则成了王朝内政的致命内耗。
庆历党争主要表现在政风的差异。原本恪守祖宗家法而形成的仁厚持重的政风，因循守旧之风浓厚，当范仲淹等重名节、有志革新的士人登上政治舞台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保守老臣的矛盾。仁宗时，冗费现象日趋严重，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试图变法革新，与吕夷简为首的旧派矛盾尖锐，大的冲突约有三次，都以范仲淹等的外调结局，即有名的“范氏三谏“。仁宗天圣七年，仁宗要给垂帘八年的刘太后上寿，范仲淹时任秘阁校理，上疏道此举有损皇帝名位，并请太后还政，两条谏言都未被采纳，范仲淹自请外任，此为一谏；明道二年底，仁宗拟废郭皇后，宰相吕夷简、右谏议大夫范讽附和，而御史中丞孔道辅和右司谏范仲淹等则以为不可轻易废后，孔、范皆被外任，此为二谏；景佑三年，已回朝升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就宰相擅权的问题提出意见，吕夷简则以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为名反攻范仲淹，而仁宗的政治上的天平最终倾斜到吕夷简一边，范仲淹因落职出知饶州。在范、吕之争中，态度鲜明地站在范氏一边的余靖、尹洙、欧阳修、富弼，也连带着被贬外任，此为三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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