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而言，大定是不缺粮食的。
但大定不安定，天灾频发，间或还有人祸，受苦受难的唯有百姓。
灾害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一般说来，大多数灾害都会引起粮食歉收，造成饥荒。如熙宁六年七月至次年三月，连晴无雨，干旱长达八个月，受灾地区遍及北方诸路及淮南地区。司马光曾对这次干旱造成的饥荒做了这样的描述：“北尽塞表，东被海涯，南逾江淮，西及邛蜀，自去岁秋冬，绝少雨雪，井泉溪涧，往往涸竭。二麦无收，民以绝望。孟夏过半，秋种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
与干旱往往伴生的蝗灾，其造成的饥荒程度有时甚至超过旱灾，是对农业生产极具威胁的灾种。如大中祥符九年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蝗蝻继生，弥覆郊野，食民田殆尽，入公私庐舍；七月辛亥，过京师，群飞翳空，延至江、淮南，趣河东，及霜寒始毙。
在饥荒的原因中不仅只是天灾，有时人祸的冲击也会造成饥荒。如定燕、定宁的战争，对中原地区，尤其是与北燕、西宁交界的河北、河东、陕西、秦凤诸路的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使广大人民缺衣少食。当时，为了支援定军北伐，“百万家之生聚，飞挽是供；数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
长期的征战造成关辅之地，流亡素多，近甸之氓，农桑失望。
灾害不仅给民众带来饥荒，有的还大量毁坏民舍，使百姓居无住所，失去庇身之地。如仁宗嘉佑元年，京师自五月起一直到六月，大雨连绵不断，结果水冒安上门，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地震次数虽不及水灾，但对房屋的破坏是最具杀伤力的。
崇宁三年七月，甘肃熙和路发生强地震，土地有裂数十丈者，兰州尤甚，陷数百家，仓库俱没。火灾，尤其是特大火灾，对民居的吞噬也是相当残酷的。
饥荒和失去庇身之所的最直接连锁反应就是出现大量流民，或更有甚者就是导致死亡。如仁宗时期，刘敞在《论水旱之本疏》中云：“见城中近日流民甚多，皆扶老携幼，无复生意。问其所从来，或云欠旱，耕种失业，或云河溢，田庐荡尽。”灾民在灾害的摧残下，迫于生存的压力，只好离乡背井，寻找活路。兵灾也是民众逃离的一个重要原因。
去年五路伐宁，大定出动三十多万军队，外加二十余万民夫，结果铩羽而归。其中极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后勤能力不足导致缺粮。
《汉书·赵充国传》里记载了一支部队总的军粮消耗量：“臣所将吏士马牛食，合凡万二百八十一人，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
大定士兵每天配备的军粮数量：
“人负米六斗，卒自携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米六斗，人食日二升，二人食之，十八日尽；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米一石二斗，三人食日六升，八日则一夫所负已尽，给六日粮遣回，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或并粮）。叵计复回，止可进十三日。（前八日日食六升，后五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米一石八斗，前六日半四人食日八升，减一夫，给四日粮；十七日三人食日六升，又减一夫，给九日粮；后十八日，二人食日四升并粮。计复回止可进十六日，（前六日半日食八升，中七日日食六升，后十一日并回程日食四升并粮）。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
十万兵便需三十万民夫运粮，五路伐宁显然是准备仓促的。
攻入西宁境内以后，大定军队的补给线被切断。贫瘠的西北地区根本无力供养这么多军队，就地征粮的办法根本就行不通。
西宁一老将给梁太后提出了，掐住定军死穴的战略，“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也就是集中兵力，前期避战，坚壁清野，让定军就地补给的想法落空，之后利用西宁军骑兵的机动性，袭扰定军后勤补给线。简单来说，定军想找西宁军拼命，而是西宁军只想着怎么把你饿死。
此次战役中定军的后勤补给明显准备不足。民夫苦折运，多散走，稷不能禁，使士卒斩其足筋，宛转山谷间，数日乃死者数千人。
先是李察请以驴代夫运粮，驴塞路，馈不继师病之。可以推测，缺马的大定，大部分马匹都在前线部队中，后勤运输更多的是依靠民夫的人力运送，比如小型推车，但是毕竟前线是三十五万大军，只能尽量保证前线将士的粮食供给量，民夫哪吃得饱？是故民夫大量逃逸，由是加重了定军的后勤补给能力，后来想用驴代替人力，也是因为道路阻塞而失败，加上西宁骑兵的袭扰，定军前线的三十五万大军，就像是弃儿，要吃饭喝水需自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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