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自然在辛府用的晚膳。
冯过倒还罢了，陈亮可是无酒不欢的，与老友直喝了个酩酊大醉，辛弃疾还不忘给他安排了歌姬侍寝。
想着那个时空陈亮的壮志未酬，大抵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所致，冯过倒是玩笑般的劝过二回，终是收效甚微。
席间，自是少不了聊各种话题，辛弃疾终是开启了喷子模式，逮着政敌狠狠地吐槽了一番，譬如蔡京兄弟。
蔡京自不消多说，三度入阁，权势熏天，大搞一言堂，内阁另三位全成了摆设。听闻这段日子内阁也不安宁，首辅大人怕是要拿人开刀了，就看是哪位倒霉。
至于蔡卞，辛弃疾也是颇多微词，抛开枢密院与兵部天然不对付不洗，他对蔡卞其人实是看不顺眼。
话头乃是冯过提及，言称在江宁与王棣有一面之缘，对这位名相之孙观感极佳。
辛弃疾先是表诉了对王半山的尊崇，称这是位肯为百姓谋福利的好官员，奈何为变法一事得罪人太多，方导致郁郁而终。
譬如他与东坡居士，同为大定文坛宗师，却因政见不同而颇多嫌隙。
当年，苏东坡上书，直言王安石新法的弊端，但却被新党指为公报私仇。原因是，苏洵在世时，王安石母亲去世，唯独苏洵不曾前往吊唁，并且还写下了《辨奸论》来暗讽王安石与其背后的支持者。
在苏东坡上书后，王安石对皇帝谏言，以苏洵过世时，苏东坡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为事由，弹劾苏东坡为“邪险之人”，不堪重用。
于是，苏东坡在闻听此事后，主动申请离京，去往杭州任通判，实际上并不算降职。王安石的本意只是想推行变法，没有坑害苏东坡的念头，把他赶出京师，眼前落个清净而已。
但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东坡，从他过往诗词中搜罗出大量证据，直言苏东坡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最重要的是对皇帝不忠。瞬时间，朝野内外一片“倒苏”之声。
皇帝震怒，将苏东坡收入大狱，被牵连者多达数十人，是为“乌台诗案”。
可就在这个时候，已经下野的王安石却站出来为苏东坡说话了，上书曰：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国不可杀士大夫，后经旧党派多方营救，苏东坡才免于一死，被贬黄州，官职也一撸到底，同时还要被监视。
司马光复相，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苏东坡才从黄州被调离。
然而让旧党不解的是，苏东坡在赶往汝州的途中，绕路看望了已经致仕还乡的王安石，并约好将来一起隐居田园，都政治浪潮裹挟着，斗了十几年的“冤家”一笑泯恩仇。
所以，苏东坡是个知道感恩的人，当初上书批判新政，也只是政治立场，他本人对王安石是很敬重的，尤其是对王安石的诗作，更是有过很多赞美之词。
哪怕是在被贬黄州期间，苏东坡过得那么艰难，听闻王安石落难弃相，还写诗给王安石：从公已觉十年迟。后又称赞王安石：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遗憾的是，这对“政敌”化为老友后一年，王安石就病逝于钟山。
而司马光上台以后，狠批“王安石”新法，旧党派开始反扑，但是苏东坡却没有参与其中，经历了“乌台诗案”后，他已看透官场角逐的本质，于是屡次向朝廷提出谏言，希望双方能平和相处，利国利民。
结果是，苏东坡成了众矢之的，里外不是人。
苏东坡被贬杭州，连同秦观、黄庭坚等人一起坠入仕途低谷，从此再没翻身，直至晚年被流放儋州，苏东坡都没再被重用过。
有人说他恃才自高，情商太低才导致自己一生的坎坷遭遇，可是王安石呢？
如果王安石没有固执己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样的气势，或许他也只能成为一个平庸的官员。
是以，王安石和苏东坡值得人欣赏和敬佩的是，恩怨分明，官场的事交给官场，从不因公徇私，这也是文人的气节和底线。那些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人，才是真正的小人得志。
老辛同志对王安石推崇不已，对其子王雱却是无感，至于冯过所言王棣身具乃祖风范，他倒是欣慰不已。
巧的是，王棣的姑父恰是他极不待见的蔡卞，这可就得好好说道说道了。
其实，蔡卞官声不错。
其与胞兄蔡京同科举登进士第，翌年，被授任江苏江阴县主簿，其时当地大富豪顾新元等人，趁着青黄不接之际，借谷物于庶民，利息高出平时一倍。蔡卞同情百姓疾苦，极力推行王安石的青苗法，断然开仓借粮，以解百姓燃眉之急，煞住不法富人趁火打劫的嚣张气焰，免除农民遭受高利贷剥削之苦，因而受到王安石器重，招他为婿。
他升任礼部侍郎后奉旨出使燕国，燕人很熟悉他的名字。恰巧蔡卞染上寒病，燕国的接待者受命用白驰车拉他，并说：“你乘坐白驰车，是特殊的礼节了。”出使燕国回来，他以龙图阁待制的身份为宣州知州，转到江宁府，历任扬、广、越、润、陈五州知州。广州宝物很多，他一无所取。等调到越州，夷人得知他要离开，就用蔷薇露洒在衣服上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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