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楚以来，决策权转移至中书门下，而行政权在尚书六部手中。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品级虽高，无实际职事，一般只是作为加官，尤以昌后期各种检校官为甚。
定初三师三公只是作为升迁资序所用，并无执掌。太尉旧在太保之下，自五代以来则提升至次于太师而在太傅之上。
只是，在英宗年间，因防御外敌和边防需要，重定武官制度，太尉成为武阶官之首，而司徒司空则被三少所代替。所以，太尉并不是虚职，而是相当于那个时空货真价实的国防部长。
“高太尉”便是大定权臣高俅。
高俅原本是苏轼的“小史“，苏轼将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他为人乖巧，擅长抄抄写写，不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有一定的诗词歌赋的功底，且会使枪弄棒，有一定的武功基础，因善蹴鞠，获宠于端王常佶。
此人原是市井小民，发迹于微末，其经历可为“励志大片”。
高俅在家中行二，家境贫寒，原是天天在东京汴梁城大街小巷上光着膀子踢足球的小混混。
但他的脑子就有幸出奇的好，摔跤搏击、琴箫歌舞一学就会，不但学的快也用的快，拳头用在了斗殴上，乐舞用在了嫖妓上，并且还踢得一脚好足球，在业余队里绝对算得上是个大师级的人物，可惜那时候没有联赛，有数的几个职业队只窝在皇家或官家大院里踢，根本就没有选拨露脸的机会，大师级的球星就只好憋屈在小巷子里带球射门。而让人由衷赞服的是，这个只会打架嫖妓玩疯了的高二，居然还善于吟诗赋词。
在社会的最底层，仁义讨不来饱饭，礼信换不来生存，每天混迹于荤素污杂的市井之中，终于把资质聪明、学嘛嘛快的高二打磨成了一个天才的痞子！
因偶然的一次机会，他成了苏大学士身边的小吏，并以此为青云直上的踏板，终于摇身一变，成了位高权重的“太尉”。
那高衙内却非高俅亲生儿子，而是螟蛉之子，即义子也。
高俅高俅有三个亲生儿子：老大叫高尧卿，是岳阳军承宣使；次子叫高尧辅，是安国军承宣使；三子叫高尧康，是桂州观察使。
他的三个儿子都是武官挂名职务，说白了就是挂名领工资的人。其实这一切都是靠老爸的荫蔽。
一人得势鸡犬升天，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平庸之辈，却能不做事光拿不菲的薪水，即便籍籍无名不为世人皆知又如何？
嗯，还是“高衙内”混的风光，在汴京城可谓是威名远扬。
就语境与词义来说，“衙内”与“官二代”非常匹配，都表明官宦子弟的身份，同时又带有不言自明的形象暗示：这是一个子凭父贵、倚势欺人的“隐权力”群体。
在那个时空，拜小说《水浒传》之赐，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衙内，便是施耐庵笔下的那个“高衙内”了。他首次出场，便是在汴梁的东岳庙调戏林冲的娘子，原来这厮自恃是当朝太尉高俅的儿子，一贯“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
而元杂剧也塑造了一批作恶多端的衙内形象。如《生金阁》有个庞衙内，出场白即亮明其身份与品质：“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小官姓庞名勋，官封衙内之职。我是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死一只蚂蚁。”
这些创作于宋代之后的小说与戏剧，讲的都是衙内欺男霸女的故事，且均以宋朝为背景。其影响所及，便为衙内群体定型，以至现在人们一看到“衙内”二字，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个仗势欺民、恃强凌弱的恶少形象，并以为宋朝是盛产这类恶衙内的时代。但溯本追源，“衙内”在宋代并无特别的褒贬含义，只因为唐、五代时，藩镇多以子弟充任“衙内都指挥使”、“衙内都虞侯”等亲卫官，宋人出于习惯，便将官宦子弟唤作“衙内”，就如称“王孙”、“公子”，并非特指骄横的“官二代”。
其实，宋朝的“官二代”当然并非全是“高衙内”那般的人物，如北宋范仲淹的子孙，便贤才辈出。历史上高俅的三个儿子，也谈不上臭名昭着，因为史料中找不到他们作恶的故事，如果真的劣迹斑斑，应该是难逃史笔的。
事实上，宋人在约束“官二代”胡作非为方面的做法，即使不能说“最可称道”，至少也是可圈可点的。对“官二代”的约束机制，简单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道德、风俗的“软约束”，一是法律、制度的“硬约束”。
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宋朝士大夫，都留下了家训。如范仲淹有《义庄规矩》，司马光有《家范》，包拯有《家训》，黄庭坚有《家戒》，袁采有《袁氏世范》，陆游有《放翁家训》，赵鼎有《家训笔录》，朱熹有《家训》，陆九韶有《居家制用》，叶梦得有《石林家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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