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上欺下嘛，混迹官场之道。皇帝久居大内，听到的全是通政使司或属臣的折奏，这其中有多少水分可想而知。可以这么说，大臣们虽然因政见不同而互相攻讦，但在应对皇帝这一条却是出奇的默契。算不上愚弄，只是庞大的文官系统要架空皇帝的权力。
本朝的士大夫群体普遍意识到：“士之所官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夫圣人之术，修其身，治天下国家，在于安危治乱，不在章句名数焉而已，”由是出现一批以王安石、欧阳修、范仲淹为代表兼擅文章、经术与吏干的新型士人，自觉参与治理国家政事、主导国家政治方向，这既是士人群体锐意推进改革的努力，也说明了士人群体的崛起制约了皇权。
士大夫群体的“强大”主要体现在：
对君主进行的激烈抨击与劝谏。皇帝们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士大夫在限制皇权的斗争中，始终做着顽强的努力。而皇帝在被“批龙鳞，犯天颜”之际虽时有震怒，但是多数情况下允许甚至鼓励直言。
直接抵制君主错误的旨意。文臣的理性和谨慎显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文臣饱读诗书，熟悉历史上安危治乱之由，可以给统治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他们治理地方，比武将更有办法，更有条理。与此同时，文人胆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坏力也不过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本朝统治者对文臣特别信任和优待。譬如，真宗有一次遣使持亲笔诏书来见首辅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
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制约君权。制约皇权的过程充满艰辛和危险。与皇帝相比，士大夫个人毕竟人微言轻，传统的忠君观念根深蒂固，大原则不可也无意更改，便想方设法，利用种种手段来达到目的。苏辙尝言：域中有三权：曰天、曰君、曰史官。圣人以此三权者，制天下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神权、史官之权被士大夫充分发挥，犹如尚方宝剑，成为制约皇权的有力武器。
当然，重用由文人构成的士大夫集团，有助于加强本朝的中央集权；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君权，减少了决策失误，有助于统治的稳定。而绝大多数“士大夫”都怀有“尽忠竭力报效皇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道德使命感。因此，政治是他们人生的第一要务；同时，他们的文化素养也决定了他们是文学、书法、绘画、篆刻、古董收藏等等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造者。
另外，范祖禹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必。”
表面上将祖宗贡得很高，什么都是祖宗的，可祖宗都去世了，对祖宗的解释权却在士大夫，现在的皇帝几乎一无所有。
士大夫的另外一种逻辑方式是：将重要权力，从皇帝手中剥离出来，赋予君臣之外的第三方——“天下”，然后士大夫再作为“天下”的代表，自然而然获得此项权利。
理宗朝时，监察御史曰：“政事由内阁则治，不由内阁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而私心。”而实际上，皇帝并不能与天下共之，因为当这种说法出现的时候，对皇帝的意见或主张一般是否定的。
也就是说，皇帝坚持或偏向自己的意见，就不是与天下共之，只有听从臣僚的意见，才是与天下共之。
如果皇帝继续执拗不变，不愿听从士大夫的建议或者意见，士大夫则以集体不合作来对抗，因为他们是天下的代表，皇帝显然不能对抗全天下。如果仅有一两人辞职倒心无关紧要，但一旦集体罢工，就无人治理天下了。
他们的出发点在于心系天下，造福苍生的理想和信念，如王禹偁说：“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理之得其道则民辅，失其道则民去之。民既去，又孰与同其天下乎?”
认为皇帝不过是代为治理天下，民之向背最终决定由谁做代理人，这正是发挥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贵君轻”的思想。
简言之，士大夫话语体系中，天下属于皇帝本人时，更多强调其有天下的义务、责任，或者触动其拥有天下的私心;天下不属于皇帝的说法远为普及，此时，更为着重的是拥有天下的权利，防止皇权逸出士大夫意图之外。
但皇帝愿意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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