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儒生静静的看着冯过俯首挥笔，面色平淡，瞧不出内心有任何变化。待冯过写完一张纸，他从窗口伸手进去取出。
冯过早察觉到有人在外观看，只抬头望了一眼，继续写着。
废话，此时能堂而皇之站在号舍外的，当然是主（同）考官们。不论是巡绰官还是主（同）考官，巡查考场，近距离的看考生作文，并不违例。反正他是一个不识，也懒得去猜测对方是何人。要看就看呗，可莫受到打击啊。毕竟，这可是王阳明的殿试文章，是被视为程文的。
中年儒生首先看的却非文章内容，而是字。稍顷，他手指微微晃动，似是在凌空临摹。先是双目绽光，而后掠过一种叫作颓败的东西。
经过这数月时日的锤炼，所谓的“改之体”终于算是大成，集前贤之长，自成一家。
当代书法，承昌继晋，上技五代，开创了一代新风。太宗时留意书法翰墨，购摹古先帝王名贤墨迹，命王着刻工为十卷，以枣木镂刻之，是为《淳化秘阁法帖》。有了帖，便打破了现书必真迹的限制，同时打破了前人法度，专门注重意趣，强调主观表现，从而开辟了新的道路。
综观本朝书法，尚意之风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书法不是简单否定昌人，也不是简单回归晋人，禅宗“心即是佛”“心即是法”，影响了定人的书法观念，而诗人、词人的加入，又给书法注入了抒情意味。在强调意趣的前提下，当代书法家重视自身的修养，胸次高，读书多，见识广，诗词、音乐方面的功力也为前人所不及。
这个时代书法名家辈出，“苏黄米蔡”是为四大书法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苏轼天然，黄庭坚劲健，米芾纵逸，蔡京蕴藉，各具仪态，堪称精品。四大家广汲晋昌遗蕴，锐意革新，各具所长。四家之外，崇宁帝常佶独树一帜，亦堪称道。
是的，读者君没看花眼，这其中的“蔡”便是蔡京。
可别看蔡京做官风吹两边倒、全凭政治投机并奉迎皇帝而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在民间更有“打了桶，泼了菜，便是人间好世界”的骂语，但这位的书法造诣确是了得，否则也得不到当今官家的宠信。要知道，常佶这位被皇位耽误了的艺术家可是创造出了“瘦金体”的，原本就是地位最为超然的书法家。
但本朝书法发展其实比较缓慢。太宗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着摹刻禁中，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所以定初的书法，是宗“二王”的。此后《绛帖》、《潭帖》等，多从《淳化阁帖》翻刻。这种辗转传刻的帖，与原迹差别就会越后越大。所以同是宗王从帖，定人远逊昌人。是以一些评家以为帖学大行，书道就衰微了。这是当代书法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其次如米芾《书史》所指出的“趋时贵书”也造成了本朝书法每况愈下。他分析说：“李宗锷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
总之，帖学大行和以帝王的好恶，权臣的书体为转移的情势，影响和限制了大定书法的发展。
冯过的出现，仿似是浑浊小黑屋吹来的一股清新空气，令人耳目一新且精神一振。
书法之道，创造美来源于临摹者对创造的快感，这种快感乃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书法美的起源之一。
当临摹者在临摹过程中，偶尔超越了原作的临摹，这种超越是一种创造。人们把这种超越归结为临书中要有“我”，《宣和书谱》批评临书说：“昔人学书未必不尽工，而罪在胸次。”所谓“胸次”，即指临书者的“己意”，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书中举例：“学者必求颠(张旭)之心，而不逐真迹也。”
“颠之心”即上所引之“胸次”，意为学颠之书，当抓住张旭的“我”或谓创造精神，而非其形似，然后是“我”与“我”之交流，从“他我”进入到“自我”。
正所谓：“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手、足，当观其举止笑语，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道存者是也。”
但说来容易，真正能做到的能有几人？
显而易见的是，冯过做到了。
事实上，这位中年同考官一见纸上的字，便知晓号舍里少年郎的身份。江西解元冯改之本就是今科南京会试的重点观察对象，他若是被取中，便是大定有史以来年龄最小的进士。虽然识得这位少年才子的并不多，但这一笔特点鲜明的书法岂不正是其“身份证”？
同考官原就是酷爱书法之人，见到这笔字，短时间内仿佛有所领悟，却也不好多看，心下想着此间事了后须去拜访冯改之——前无前后达者为先，不丢人，圣人尚说“不耻下问”呢。
定了定神，他将注意力转向文章内容，先是微微蹙眉，瞬即展开，继而视线似粘在了纸上了一般，再难移开，嘴巴稍稍翕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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