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定相较于之前的各个朝代，其“市场经济”发展的尤为迅猛，各类商品的交易率更是超越了之前的各个王朝；“市场经济”的鼎盛势必会促使人口流动，或是经商转卖，或是物流运输。当然，大定的“市场经济”如此发达也会催生一批有钱人；也同样催生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庄宅牙人”，说白了就是那个时空的“房屋中介”。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其时的房屋换手率极高。简单点说，“市场经济”活跃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也势必会造成“超大城市”的出现；而人口过于集中在某地，但凡手中有些积蓄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某城市中拥有一套自己的房产，以此来证明自己在此地的“存在”。
这么想的人多了，此地房屋必然供不应求，也势必会推高“房价”；“房价”高了就又会回归到市场经济中，简单点说，就是会顺势出现以“房屋交易”来从中牟利的商人。大定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不会有各种完善的监管制度，既然没有监管，粗旷式的市场肯定也会出现很多“囤地捂盘”的恶意牟利行为，这就又间接推高了大定房价。
其实早在国朝初期也曾出现过“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次问四邻，他人次得交易”的法令，但诸如《定刑统》这类遏制房价的法令也只是间隙性实施而已。京师汴梁的一套比较上档次的房屋标价至少万贯以上，而一套相对普通的房屋，最低标价也在一千三百贯钱。到了此时更加离谱，一套规模比较大，庭院比较宽敞的房屋价格竟然直接飙升到数十万贯。这样的价格不仅超出了一般老百姓的购买力，甚至普通的有钱人也望而却步。既然这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那么“房屋租赁”业务就被推向了市场经济的最前沿。
虽然也有一定“遏制房价”的措施，只是比较简单而已。朝廷不再给官员分配房屋就是其中的一条法令。但这对于疯涨的大定房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高房价没并有得到有效遏制，却害苦了众多在京城为官的人。苏辙在京城官拜御史中丞时，说起来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可就是这么一位在京城颇具影响力的大人物，也不得不在京城中租房子住。直到后来才下狠心买了一套普通住宅，其费用还算是比较低廉九千四百余贯钱。
九千四百贯是什么概念呢?做个简单的对比，此时同样隶属朝廷的低级官员抄录官，俸禄是月三千五百文，换算一下相当于三贯半左右。简单点说，以抄录官的俸禄想买与苏中丞同等价位的房子，他至少要不吃不喝积攒二百六十一年以上才行。抄录官至少还是隶属于朝廷的公职人员，比抄录官更加普通的老百姓想要买房是种什么体验？
上到丞相下到地方官租房而住的情况十分普遍。除了官员租房之外，还有很多的人群也是拥有不同的租房需求的，备考考生便是其中一大消人群。
每近考期，由于省城汇集了成千上万的考生，供需极不平衡，房租也跟着暴涨，尤以地近考场贡院的房屋为甚——“其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
贡院附近的房租都不便宜，对贫困考生而言，就只有住在条件较差的荒凉的地区，有的还是凶宅。
除旅馆外，寺院也是重要的安泊地方。寺院多为幽静的读书静心理想之地，吸引着读书人栖身其间。就人数而言，应试型群体占大多数，寺院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考生产生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入仕后也会回馈寺院。
不差钱的冯家在冯过赴省城乡试一事上极为着重，不出意外的话，七郎此科是必中的。中举方可称“老爷”，有了补官的资格，即便是父母官当前亦勿需卑躬屈膝。关于其种种好处，七郎在《儒林外史》中已说了个通透。总之，冯家的社会地位能否提升，并不在攫取了多少财富，而是有多少混迹仕途的族中子弟。在贡院附近花大价钱租赁房子供七郎备考与族人中举孰轻孰重，根本就不用考量。
至于让徐元杰与刘几这两位寒门士子“蹭住”，则更证明了冯氏并非鼠目寸光之流。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人才投资啊，若此二人日后有所成就，还不得念着今日这份香火情？
这些人情世故方面的东西，冯过自是再明白不过，倒也谈不上有抵触情绪。徐、刘二人日后怎样真的与他关系不大，同学间不应太过功利不是？简简单单就好，与其它无关。
譬如那个时空，若干年后的同学聚会完全变了味，各种溜须拍马、炫耀攀比、巴结吹捧，以及冷嘲热讽、上下打量、狗眼看人低，看不惯便少说话伺机开溜暗自发誓再也不参加这种充满浓浓世俗味的别有用心之人索取利益甚至“没事开开学同学，拆散一对是一对”的所谓联络感情实则挂羊头卖狗肉的同学聚会。真有情谊在，私下多聚聚，只谈同学情，不扯名和利。
院子不大？与吉阳冯氏住宅自是没法相比，但放在寸土寸金的省城，便是租金也必定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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