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地大，方腊等人还能逃到哪去？
要知道，为了这场震惊东南的叛乱，喜好舞文弄墨、赏花品玉的崇宁帝不得不下了罪己沼，这是把皇帝逼上了绝路啊。
童贯初得敌牒，拆开乃檄书，其言不逊。贯与大臣及左右匿不以奏。及议下诏求言，而诏本数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彦谓不若以檄书进呈激圣心，冀求言即下。大臣遂于宣和殿以檄书进，上再三阅其书，愤且恐，乃即下诏罪己求言：
“朕获承祖宗休徳，托于士民之上，二纪于兹，虽兢业存于中心，而过咎形于天下，盖以寡昧之资，籍盈成之业，言路壅蔽，导谀日闻……利源酤榷已尽，而牟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已下信诏，大革弊端，仍命辅臣蠲除害政，凡兹引咎，兴自朕躬，庶以少谢上天谴怒之心，保完祖宗艰难之业……中外臣僚士庶，并许直言极谏，于登闻检院通进司实封投进，朕当亲览，悉行施用。虽有失当，亦不加罪。所有下项指挥，立便施行，敢有阻格及以结绝为名，暗有存留，便当肆诸市朝，与众共弃。咨尔万方，体予至意。”
这是皇帝痛心疾首，抓耳挠腮，万般无奈之下，才祭出了很失面子很不情愿的最后一招――“罪己诏”。
其实吧，此时大定的情况貌似很不错。内有蔡京主掌国政，增加国家财税收入。外有童贯领兵攻略，连续湟川等数个边地州郡，和西宁与燕国的交涉都从消极防守转向了积极进攻，一时间竟然隐隐有中兴之象。
事后复盘，崇宁三年末的“方腊起义”正是揭开了太平盛世背后已经衰败不堪的社会现实，为崇宁朝短暂的盛世提前敲响了丧钟。
大定的基本税收是田赋，田赋包括了朝廷所有的公田出租收入、私人田产的田赋、城市里私人住宅、店铺和菜园的土地赋。此外还有人头税和各种正常赋税之外的杂变赋。这些田赋连同每年夏秋两次征收的惯例，都自楚末继承而来。
然则维持大定行政和兵政体系的费用，比大昌乃至号称苛敛的秦楚都要高。于是在正赋之外，不得不追加许多苛捐杂税。其中包括：和买、折变、支移、头子钱等。
朝廷在浙江更加收进际，收取了秦楚时代对两浙的附加税，大体上是每十亩田地比照十六亩征收。
即便如此，朝廷财政依旧入不敷出，又在正规之外采用借支的办法。今年预借明年到后年的赋税，乃至借支到七八年以后。压榨之下，以至于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在这样危险的局面下，原本官僚系统存在的上下贪墨的现象，就成为点燃炸药桶的导火线。“花石纲”则是压垮时局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不管怎样，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势勉强还算及时的平息了此场乱事。少不了会论功行赏，也少不得会秋后算账，接下来除了继续缉捕方腊等人，便是撸掉几个无关紧要的位置、找些个不站队无靠山的官吏做替罪羊，至于“摩尼教”则是一定要解散取缔的。
据常伷透露，并没有实质的证据证明方腊是一个摩尼教徒，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最早聚集起义的千余人是摩尼教徒。但方腊揭竿而起之后，在东南发生了多起响应方腊的摩尼教众起义。导致官府方面认为摩尼教就是此次起义的背后推手。故而将方腊斥称为妖贼，说其“托左道以惑众。
而方腊可能与常年活跃在东南地区的贩运私盐组织有关。东南地方的私盐贩历来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坚强的战斗力以及和各种反政府势力的紧密联系。方腊通过盐贩和摩尼教徒产生联系并不让人意外。
不过，大定的摩尼教开始在两浙和福建地区广泛传播，已经成为官府视线之外的一种地下教派。他们在教义上与昌楚的正统摩尼教有所区别，而与同时期的白莲宗和净土宗等佛教派系相互融合。自从转化为地下宗教之后，也逐渐成为民众反抗官府的精神指引。朝廷原本就有警觉，正好藉此严禁这种“魔教”。
稍后，朝廷以“吃菜事魔”和“魔教”称明教，对吃菜事魔的取缔更加严酷。常佶一再颁布禁令，因告发株连，被籍没流放者不计其数。半年后有官员承认：两浙州县在方腊之后，法禁愈严，“事魔”之俗，不可胜禁；有人贪功邀赏，血腥镇压，往往令一方之地，流血积尸，焚烧杀戮，靡有孑遗。
其实这种镇压貌似无所不能，却意识不到是在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反而迫使异教信徒们协力同心，殊死反抗。
此乃后话，不提。
只说方月夕向冯居庸辞行，后者再三挽留，依依不舍。
也难怪冯居庸如此，青年时期他走过不少地方，身上颇具江湖习性，最是乐交友朋。但自从迎娶冯沈氏后便似被戴上了金箍，从此远离江湖。夫妻情深，琴瑟和鸣举案齐眉方是人生幸事嘛，他渐渐的定下心来经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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