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史学家看来，定崇宁三年九月的“鹅湖文会”是不如楚淳熙二年六月的朱、陆“鹅湖之会”影响深运的，但在文学家看来则不然。
首先，第二次“鹅湖文会”参与者远胜首次，网罗了信州名士不说，便是浙江、福建、南直隶亦有文人士子赶赴其会，这种场面是极其罕见的。
其次，文会共收录了二百一十八篇讲谈、诗词，其中不乏传世名篇，尤以辛弃疾与陈亮的唱和词最为传唱。二人在词坛的地位恰是由此开始。
再者，“心学”乃是以此为契机奠定坚实之基，终大定一朝压过理学成为世人认可的学说。要说鹅湖是心学的发祥地也不为过。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一大批名人学者在这次文会崭露头角，大名鼎鼎的“信州四子”有了雏形，影响后世深矣。品涩居士冯改之一飞冲天自此而始，青史留名。
但斯时可无人能作此预料。
辛弃疾几位心学大佬确是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凭借各自名望聚集了数百士子，终极目的便是为了推广心学之道。稍稍遗憾的是，这场传销……推销大会不尽圆满，只网罗了三两只小鱼小虾。
文会第三日仍是心学讲谈，三大流派轮番洗脑……通过交汇融通，力求整合出一套完整的驳斥理学的可行性理念。
呵呵，大多是老生常谈，哲学嘛，哪有那么容易推陈出新。
倒是“门外汉”陈亮肆无忌惮的大放地图炮，对准朱氏理学狂轰滥炸，反而吸引了一批拥趸者。
他提倡“实事实功”，并斥责理学家空谈心性，讥讽为“风痹不知痛痒之人”。
他主张的“事功之学”，思想的基本要点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这和朱子夫的理学思想大相径庭。
朱子夫认为中国历史有两个截然不同阶段，三代以上行的是王道，讲“义”；三代以三行的是霸道，专讲“利”。朱子夫是发挥二程的历史观点。
陈亮反驳朱子夫的说法。他说，从孟子、荀子论义利王霸，一直到汉昌诸儒，都不能阐明这个问题，昌代伊、洛的理学家诸公作了阐释。但如果把三代和三代以后分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说三代专以天理行，汉昌专以人欲行，这样的说法不能让人信服。按照这样的观点，三代以后的一千八百年历史“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陈亮认为汉、昌之君同样有宏大开阔的本领。
朱子夫又用“暗合说”解释，历史是由“道”支配的。三代行王道，三代以后的汉、昌君王的行事，可以称赞的只是“暗合”于道；全面地看，还是“利欲”的表现。所以，尧、舜、三代自是尧、舜、三代；汉祖昌宗自是汉祖昌宗，终究是两个不同的阶段，不能合而为一。朱
子夫坚持认为三代以后，其间虽然有小康之世，但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的道没有继续下去，这个“道”只能行于天地之间。汉高祖、昌太宗，特别是昌太宗，其心“无一念不出于人欲”，是“假仁借义以行其私”。显然，朱子夫对历史的看法是历史退化的观点。
陈亮认为三代以后，“道”仍在流行，因而不能把三代以后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但汉昌之君能否胜过三代之君，汉昌能否度越三代？陈亮没有回答。
关于“成人之道”问题：朱子夫让人们安坐不动，不问国家存亡，生民之利，“独善其身”，作道德自我完善的君子儒。陈亮针锋相对，指出要做“志在天下”，“大有为”的英雄豪杰。这样的人才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大智大勇，才德双行。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
“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
“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其有得，岂不可哀也哉？”
“必有衣焉以衣之，则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则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处也，必有室庐以居之，则室庐非外物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阙，是举吾身而弃之也”
“好色，人心之所同，达之于民无怨旷，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货，人心之所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货必不至于陷，而非道之害也。”
………………
说的好，说的妙，说的呱呱叫。
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与其夸夸其谈，莫如实事功利。
在冯过看来，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儒家思想（道学、理学）原则指导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改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称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没时间思考道德和忠君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和准圣人系统的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克制。这就是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其本质是“无为之学”，害国、害社会，害人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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