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
一番吹捧……赞叹与谦逊后，费宏慢悠悠的表诉己见：“故天地人物尽在吾性命之中，而天地人物之变化，皆吾性之变化也。”
他语速平缓，声音清亮，说的是极其标准的官话，仅此一项便足以吸引旁听的士子。
“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中国方言真是南腔北调，鸡同鸭讲。
数百年前，萧世廉建大昌王朝，下令编《切韵》，以金陵雅音和洛阳雅音为基础正音，南北朝官音融合形成长安官音（秦音）。
秦楚则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音。彼时都长安，并以洛阳为东都，此时中原及关中汉音在与各民族交融后已有所演变，融入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元素。
到了常定王朝，官话称“正音”、“雅音”，仍以洛阳读书音为标准。
这其中还有一番周折。
话说当年常威取秦楚而代之后，定都金陵，改国号“定”。定太祖嫌洛阳雅音拗口难学，下旨以金陵雅音作为大定官话。
只是，在太祖、武帝父子二人与北方契丹国交战数十年攻城掠寨一举将中原地位收为国土后，关于官话一事受到了以洛阳为首大片区域的臣民反对。经过十多年的抗争，定武帝不得不“屈从”民意，乃立汴梁为东京，金陵为南京，金陵话与开封话同为国朝官话。
如此一来倒是平息了中原之怨，但亦有不小陋端。东、南京两边的百姓还好，只要不“串门”，鲜有语言困扰，但入朝为官者不同呀，总不可能东京的进士只在开封官话区域为官、南京亦同吧，这一旦考中进士岂不还得再去掌握一门“外语”？即便这些个读书人个个智商上线，亦是需要语言天赋的。虽说从县学开始的各级官学都有教授两门官话，但终归会厚此薄彼，真正能熟练掌握两门语言技能的自是凤毛麟角。一旦真正会试过关，少不得要花大力气再去学习。
官话没那么好学，而且许多官员大多要去地方为官，各地不懂官话的自然占大多数。明宗朝时有个捐官(由捐纳资财粮米而换得的官)不懂官话，到任后，拜见上司寒暄数语，便聊了起来。
上司问道：“所治贵地风土(自然环境和习俗)如何?”
捐官回答：“并无大风，更少尘土。”
问：“春花(鱼苗的一种)何如?”
答：“今春棉花每亩二百八。”
问：“绅粮(官粮)何如?”
答：“卑职身量，足穿三尺六。”
问：“百姓何如?”
答：“白杏只有两棵，红杏不少。”
上司强调说：“我问的是黎庶。”
捐官仍一本正经地相对：“梨树甚多，所结果子甚少。”
上司再次提醒说：“我不是问什么梨杏，我是问你的小民。”
捐官赶忙站起来道：“卑职小名狗儿。”
上司围绕民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捐官都以同音之词相对，因不懂官话，答非所问，笑话迭出。
“吉平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皇帝听不懂福建、广东省官员的方言，于是颁布政令，设立“正音书院”，任聘“正音教职”，教授官话。
但收效甚微，赴此二省上任的外地官员只好聘请翻译，纯属无奈之举。
费宏显然并无此虞，一口南京官话说的字正腔圆，无丝毫铅山口音。
“其觉谓之仁，其宜谓之义，其履谓之礼，其明谓之智，其昏谓之愚，其不实谓之伪，其得谓之吉，其失谓之凶，其补过谓之无咎，其忻然谓之喜，其惨然谓之忧，悔其非谓之悔，啬而小谓之吝，其不偏不过谓之中，其非邪谓之正，其尽焉谓之圣，其未尽焉谓之贤……”
他阐述的观点认为人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道德水平和人的完善程度，都是由吾心所决定的。
听者皆有所悟，费宏承袭性善论，认为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不起不昏。又人心皆善，皆可以为尧舜，特动乎意，则恶。他抛弃陆氏兄弟关于“恶”是由“气有所蒙，物有所蔽，势有所迁，习有所移引起的说法，把昏乱与邪恶的来源归之于纯主观的“意”和思虑。
而且，他不同意陆氏用“收拾精神”、“剥落”等来“发明本心”的修养方法，认为这种清心、洗心、正心的强制功夫，非徒无益，反而有害。为此，就要做到“绝四”和反观。
所谓“心学”，乃是相对于“理学”而来，大抵是要驳而覆之。然而，现今文坛朱氏理学大行其道，理学门人占据高位要害，又哪是能轻易撼动的。
场中诸生有那纯属慕名而来的，见这半月池夜话原是心学讲坛，心中叫苦不迭，又不好公然离去得罪了费宏等大人物，真真是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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