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
京城那边为了“襄王等藩王被杀事件，究竟算是贼寇潜入行刺，还是失地陷藩”纠缠不清时。
湖广战场这边，沈树人已经在忙着他自己的事情，疯狂接收和扩大地盘，正式行使他作为湖广兵备佥事、佥都御史的权力。
他知道，平定襄阳之乱、给襄王贵王报仇这件事上，无论如何他本人都是绝对有功无过的。
就算有罪过，也是杨嗣昌等人的罪过。
沈树人自己肯定只有被进一步封赏的可能性，完全不用担心个人的前途。毕竟他来襄阳平乱时，襄阳的控制权还没交接给他呢。其他湖广地区原本不属于他的辖区，情况也是一样。
说白了，沈树人扮演的角色，就像历史上刚刚被曹叡恢复兵权后、在上任途中就赶上孟达响应诸葛亮叛乱的司马懿。
当时的司马懿根本没有“立刻平叛孟达”的义务。从宛城八天倍道兼程一千二百里、赶到上庸秒了孟达，秒得掉当然是大功一件，秒不掉也不是司马懿的错。
七月下旬的最后几天，沈树人就借着襄阳被张献忠骑兵部队破坏后的余威，很快实现了对襄阳各方面局势的控制——
说起来，他还得感谢张献忠为他扫清了在当地铁腕掌权的障碍。因为众所周知，张献忠的骑兵进城后，烧杀了一个多时辰，可不仅仅只杀了两位藩王，还杀了不少大臣。
《明史》上就记载“郧襄道张克俭、推官邝曰广”等湖北要员，都在襄王遇害时一并被杀，而其他官位稍低一点的，史书上没有记载，实际上却肯定也没少杀。
张献忠至少为襄阳周边腾出两个道台级别、三五个知府级别的官位。毕竟襄阳原本是杨嗣昌的行辕所在，高级文官肯定是不少的。
这些人员的出缺统计，就要好几个月才能全部完成，眼下崇祯还在忙着处理杨嗣昌的定性呢。
哪怕和平年代，官员交接都有三个月的上任期限，何况是千头万绪的战时。所以整个崇祯十四年秋天，朝廷是不可能讨论该如何补任这些官员了，入冬之后估计会讨论，但算上上任期限，可不也得等到崇祯十五年开春后才上任。
这半年时间差里，这些被杀官员的职权行使，只能是凭借杨嗣昌的临时指示，找一些人兼职。
而已沈树人“挽救杨嗣昌”的人情摆在那儿，杨嗣昌说了算就等于他沈树人说了算。
沈树人也不会跟杨嗣昌客气，抓了艾能奇、灭了张献忠奇袭队后，他第一时间就直接私下里去南阳登门拜访，一方面是表功，一方面是开出条件。
经过这档子事儿，两人的关系越发倾斜了。杨嗣昌本就风烛残年、历史上这时候原本他都死了半年了，如今沈树人又救了他命，他身体又病重，完全不敢摆上官的架子，只是以朋友论交。
沈树人也给足了他面子，提出的条件表面上都是出于公心，为了尽快恢复襄阳周边的统治秩序。他一边提出让他手下的人暂时代管襄阳等地政务，一边提出了一堆拟定提拔的人选。
“阁老，襄阳、郧阳等地再乱不得了，出缺的官员，我这里想到了几个可靠之人，还请阁老帮着斡旋，争取年后就能任命。
陈新甲陈尚书那边，也掌握有战区地方官一定的任命话语权，只能指望您给陈尚书打招呼了。”
说着，沈树人就报了几个名字。
他希望崇祯十五年年初，就能由他的同年好友方以智，以及当初同年二甲头名的葛世振两人，分别担任襄阳府、武昌府这两个要害所在的知府。
方以智是因为有家族势力帮他立功，沈树人跟他关系好之前也有帮衬，所以如今已经做到了安庆府同知。
安庆府的级别地位也是不低的，毕竟后世的“安徽”地名就是来自安庆府和徽州府各取一个字。方以智是今年年初在安庆府升到副职的同知的，干满一周年后、表现好，升为知府，在崇祯末年也属正常。
葛世振倒是家世并不显赫，但他历史上是崇祯十三年的榜眼，如今因为沈树人的蝴蝶效应、那一届的一甲三人组全都换成了后世的汉奸降臣，葛世振被挤到了总榜第四名的传胪。
作为传胪，殿试考完后也是有担任庶吉士镀金的资格的，升官速度也就会比那些直接外放地方的同年快不少。因此沈树人要运作他为知府、用同年来充作自己的心腹，也说得过去。
至于沈树人当初结交的其他同年朋友，或缺乏功劳，或缺乏资历，还不可能运作到知府级别上，但做个同知、通判也都是没问题的。
这些人里，很多缺乏关系的如今还在地方上当知县，沈树人肯看在同年之谊帮衬提携，他们自然会感沈树人的恩，到时候忠诚度和控制力也就绝对保障了。
当然，为了给杨嗣昌留够面子，沈树人从头到尾没有说“我希望哪个人具体安排到哪个位置上”，他只是把名单、履历都介绍了一遍，说了自己希望填补的空缺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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