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一个秀才，往台上丢了把铜钱，一拍桌子，说得义愤填膺：
“朝廷不辨功过，忠良蒙冤，可恨可叹！自月初左良玉败于张献忠，听说陛下已把六省督师熊文灿革职下狱。
如今贼势如此猖獗，那李贼张逆降而复反、反而复降，屡败不死。朝廷督师却是一败便立收问罪！长此以往，岂不寒心！这大明怕是要完！”
这本来不关沈树人事儿，但他听那秀才从嘉靖朝曾铣遇害案联想到熊文灿，顿时心中暗叫不妙，连忙用眼神余光偷觑郑鸿逵，唯恐郑家人多想。
三天前，沈树人刚穿越过来时，苏州这边还没得到熊文灿被下狱的消息，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局势显然在一天天恶化。
而郑鸿逵的表情果然也是微变，嘴角抽动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如常，显然是知道其中关窍的。
沈树人苦于自己要装小白装不懂，没法亲自开口劝说，情急之下，只好在桌子下面悄悄踢了表哥张煌言一脚，给他一个眼神，暗示他制止楼下那些开喷的秀才。
张煌言先是一愣，虽然他不明白沈家人在玩哪一出，但他才智不俗。加上刚才已经得了关照，要帮忙拖住郑鸿逵。
所以他略一揣摩，也意识到沈树人想制止的话题，多半是跟郑家人有关了。
于是张煌言起身告罪：“郑兄，我这人听不得人纵论朝政，一听就忍不住技痒与人辩驳。你们聊，我且下去看看。”
沈树人也顺势接梗：“既如此，我们也还有事去码头，不如今天就到这儿吧。”
张煌言配合地说：“也好，那就不送了，以后有空可要多走动。”
然而终究是晚了，郑鸿逵已经被那些秀才的议论吸引，语气冷淡地说：“不急，都聊了这么久了，不差这点工夫，听他们有何高见也好。”
沈树人无奈，为了维持人设，只好闭口不言看戏，任由表哥应付那些秀才。
他唯一能做的，只是拉住郑鸿逵：“世叔既然有兴致，听听也无妨，不过我这人不学无术，就不下去丢人了。”
郑鸿逵也没什么文化，不耐烦跟秀才们掉书袋，这安排正合他意，就跟着沈树人在二楼凭栏看戏。
张煌言下楼后，对着刚才高谈阔论的秀才一拱手：“在下余姚张煌言，敢问兄台高姓大名？兄台刚才的高谈阔论，小弟却是有些不解，还要请教。”
那秀才约摸二十五六岁年纪，也是在这儿等船的。他见张煌言是今日请客的东道，倒也没有无礼，只是冷漠地拱拱手：
“昆山归庄！指教不敢当！我以为，熊文灿虽冒失轻信，可张献忠诈降也已逾年，期间朝廷没有任何举动补救，这难道是熊文灿一个人的过错么？若大臣都这般多做多错，不做不错，还不给戴罪立功的机会，以后谁还敢为朝廷出谋划策？”
张煌言静静听完，随口反驳：“归兄此言差矣。李、张等贼反复无常，世所共知。当初崇祯七年，陕西陈奇瑜便吃过这亏，误信诈降、纵贼出车厢峡绝地，随后便遭遇反复。熊文灿此番已有前车之鉴，还重蹈覆辙，下狱问罪也不算冤吧。”
那归庄听他拿出陈奇瑜的前车之鉴，一时没想到怎么反驳，暂时哑口无言。
不过他旁边另有一个秀才，看上去年纪相仿，相貌清癯，却是接过了话头，侃侃而谈：
“张贤弟所言，令人颇受启发，在下昆山顾绛。愚以为熊文灿纵然罪有应得，但朝廷的处置，着实不是谋国之策。”
张煌言显然也听过对方名号，拱手回礼：“原来是亭林兄，正好请教亭林兄高见。”
顾绛也不客气，直截了当分析道：“熊文灿误国，属实确凿无疑。可如果仔细分辨，不难发现他这两年招降成功的流贼，先后有七八家之多。
而如今降而复反的，为首只有张献忠一人，其他诸贼，一开始还是想要图个安分的。这说明，熊文灿的眼光至少有七八分准。”
张煌言眉头一皱，纠正道：“亭林兄所说，似乎与事实不符吧？朝廷邸报明白写着，罗汝才、均州三营、革左五营，都反了，鄂豫皖一并糜烂。怎能说只有张献忠死不悔改？”
顾绛却摇摇头，他有过目不忘之能，很有把握地如数家珍：“你们读邸报不仔细，原文明明写的是‘献忠反于谷城，劫汝才于房县，于是九营俱反’。
看出问题了么？罗汝才确实也反，但有先后之别，因果之故，关键在这个‘劫’字。如果朝廷清明、不会乱迁怒猜忌，那些降贼未必会因为‘与我一并受抚的其他流贼复反了’，就联想到‘朝廷会不会猜忌我也要反’，最后互相猜疑、被逼得不得不反。
由此观之，朝廷那么急切拿下熊文灿，是不是增加了其他被熊文灿诏安的流贼的恐惧呢？
张献忠劫罗汝才、劫革左五营时，说的裹挟之辞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以常理度之，多半就是上面这番道理了。所以我才说朝廷的鲁莽，助长了贼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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