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5月18日，1941年一个平静的周末，薇尔莉特病假的最后一天，也是她加入代号为RF的抵抗组织的第二天——才第二天，她就将“帕西”上尉的嘱托抛到一边，开始了对受辣脆迫害者徒劳的援救行动。
是的，薇尔莉特也知道她的努力不会有太大收获，毕竟她也跟德国人打了快一年的交道了，但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做到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暴行袖手旁观。
只是经历了几次不小的打压之后，她总归在人情世故上“有所长进”，不会再“愚昧”地追求尽善尽美，但想办法营救一下与自己相熟近二十年的旧相识还是殊为必要的。
更何况，薇尔莉特明白她面前的德国军官本质并不坏，而且他对自己的“天真善良”了如指掌，如果薇尔莉特果真在得知旧相识被捕后仍毫无反应，恐怕才更会激起他的怀疑吧？
“那群人里有你的朋友吗？（德语）”科尔布少校挠了挠头，有些为难地问道。
“与其说是我的朋友，不如说是我的后辈。（德语）”
薇尔莉特向科尔布少校简单地说明了马格诺利亚夫人亡母的事迹，讲故事是薇尔莉特的看家本领，更遑论那位伟大母亲对女儿纯粹的爱本已十分让人动容。即使是铁石心肠，薇尔莉特也有信心触动，更何况科尔布少校并非那种灭绝人性的辣脆主义者。
在听完了薇尔莉特的讲述后，科尔布少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薇尔莉特则从自己的挎包里取出了一个泛黄的信封：“虽然不符合邮局的规定，但我还是想让您看看这个，少校先生。（德语）”
科尔布抬起头，有些紧张地从薇尔莉特手里接过信：“这是那位母亲的……（德语）”
“遗书之一，少校先生。（德语）”
这位德国少校抿着嘴唇去开信封，薇尔莉特在二十年前用胶水封好的封口由于氧化而变的无比脆弱，只需要轻轻一扯，早已凝结成块的胶水就脱离了信封。科尔布轻轻咳嗦了一声，从中取出了同样饱受时间侵蚀的信纸。
这是一封祝贺新生儿降世的书信，当薇尔莉特瞥到第一行字的时候，她便一下子清晰地回忆起那个温暖的冬日下午，身患绝症的安的母亲脸上浮现出的欣慰和遗憾之情。
“亲爱的安，不知不觉中啊，你长到和妈妈一般的年纪了，也快到说再见的时候了……（德语）”
薇尔莉特的眼睛立刻红了。
信件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这只是一封极普通的外祖母向母亲表达欣慰并传授一些育儿经验的家书，但外祖母已经辞世二十余年的背景却使人不忍卒读此信。
那些充满年代感的叮嘱最令读者动容：“牲畜身上的寄生虫对婴儿很不好，宝宝远不像成年人一样强壮，所以如果必须带宝宝外出的话，能走路就尽量别坐马车。（德语）”
那位母亲确实没有想到，40年代初马车固然并没有被机动车彻底淘汰，但地铁和电车才是巴黎市民出门的首选。即使在德军强化了对巴黎的压榨之后，马车重新流行的情况也没有发生，因为德国人掠夺的不只是煤和油，还有马匹。
看过这封信后，科尔布叹了口气，将信纸折起放回到信封里，然后将信封还给薇尔莉特：“这位母亲一共写了多少信？（德语）”
“二十九封。”薇尔莉特强忍泪水，“只剩最后两封信没送了，安夫人的母亲一直写到女儿长到自己去世的年龄，来……来弥补未能陪伴女儿成长的遗憾。（德语）”
科尔布闻言不语，开始纠结地在院子里踱步。过了两分钟，他才下定决心地一拍手：“好吧！（德语）”
“我本不想管这件事，薇尔莉特，因为这批人被送走已经是两个星期以前的事了。”科尔布看着薇尔莉特解释道，“现在他们可能在鲁尔，可能在西里西亚，可能在波兹南……谁知道呢？（德语）”
“只带回一个人也很难吗？（德语）”
科尔布微微摇头：“不容易，但也不是不可能。要是两个星期前，可能我和党卫队那群混球说一句话这事就解决了。但是现在……我可能得付出点代价。（德语）”
那么代价是什么呢？科尔布并没有说。
“走吧，我们去找乌尔里希上校商量一下！（德语）”
于是科尔布的司机汉斯，便“周末加班”，将科尔布和薇尔莉特送到沃尔特·冯·乌尔里希上校的居所了。在汽车驶离德内尔那个被征收的小别墅时，薇尔莉特将车窗稍微拉开一道缝，对着在路口僵硬站着的加纳利比划了一个“一切顺利”的手势。
汽车一下子就驶过路口了，薇尔莉特也不知道自己这位魂不守舍的老朋友是不是看到了自己发出的信号。
不过无论怎样，相信加纳利在今天上午已经受到了德国人宝贵的“教育”——只要你是德国人严重的劣等民族，那么在第三帝国治下，人身安全就不存在任何保障。
薇尔莉特从外表上看绝对是标准的雅利安人，而且战斗力也多少带点“雅利安超人”的意思，可加纳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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