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马尼埃·曼恩中校，阵亡于1916年3月5日。
李凡特·克吕尔少校，阵亡于1916年2月28日。
让·费德森上尉，阵亡于1916年3月1日。
皮埃尔·乔治·弗拉蒙特上尉，阵亡于1916年3月4日……
伴随着钟表单调的滴答声，让·德内尔呆滞地凝视着桌子上的合影。
这是摆在房间里唯一能证明他曾参加过大战的物件，要不是为了让罗贝尔认识自己的亲生父亲，恐怕连这张合影都不会摆放在能被人看到的位置上。
榴霰弹把人打成漏勺，马克沁将人撕成烂肉，掷雷器让人碎作一地，毒气使人在绝望中等死，最后榴弹再将死人和活人一起掩埋。
这些事情德内尔并没有对罗贝尔隐瞒，但年轻的罗贝尔丝毫没有被吓倒。正相反的是，这些干瘪的描述让他越发敬佩经历了这一切的生父和养父。
“战争绝不是个好东西，于我而言，父辈在战争中带来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是其他，正是法兰西永久的和平。”
养子所追求的和歌颂的正是如此，但是在德内尔眼中，他的实践与目标实在是南辕北辙。
罗贝尔，或者说年轻人共同的特点，就是常常容易被理想主义所鼓舞，满腹战斗热情。虽然号称追求和平，但是却很难认可以冲突双方的妥协和让步作为追求和平的手段（而愚蠢的法国政客却是另一个极端，他们只会单方面的让步——那不是妥协，是投降）。
他们更倾向于去消灭“和平的敌人”，目前为止，最好的靶子就是希特勒了。推翻希特勒是当代年轻人中最流行的话题，无论是叫嚣再次惩戒德国的爱国青年，还是狂热支持斯大林主义的左翼进步人士，在对待希特勒的态度上倒是空前一致。即使德内尔始终不能理解的极右翼分子，他们扞卫希特勒这个靶子的“活力”也清楚地展现在市民面前。
这些人跟1913年那些热衷对德复仇的年轻人没有太大区别：一方面歌颂和平与繁荣，另一方面却不肯对邻国人民有丝毫的谅解和宽容。反对希特勒可能是对的，但认为“德国人生来野蛮邪恶，所以才会让希特勒上台”无疑大错特错。
扪心自问一下，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共和国对德国过分的欺压难道就没有什么影响吗？国社党的支持率不正是在鲁尔事件后才一路飙升？
“我们要歌颂追求冒险的热情、歌颂劲头十足地横冲直撞的行动。英勇、无畏、叛逆，将是我们诗歌的本质因素……我们要歌颂战争——这清洁世界的唯一手段。”
在德内尔年轻的时候，意大利人菲利波·马里内蒂在《未来主义宣言》中的陈述几乎鼓动了所有的同龄人。如今虽然主流舆论都在强调和平，但德内尔丝毫不怀疑，这些煽动性的文字依然能引起青年的躁动——尽管他们常常会用“保卫和平”来掩饰对战争和英雄主义的向往。
必须用武力手段“保卫和平”对于法国人而言当然不是事实，现在法国在外交上仍有斡旋回转的余地（如果博诺外长不负众望的话）。
青年们在不痛不痒地谴责一番旧盟友日本之后，便继续将矛头对准了希特勒。
他们追求的离正义相去甚远，更多的是优越：一个民族胜于另一个民族，一个阶级胜于另一个阶级……
要是法兰西的政客和年老的将军们能将他们十分之一的自卑分给给年轻人，并且吸收他们十分之一的狂妄，法国绝对会成为人间天堂。
罗贝尔年轻偏激的举动让德内尔越发绝望，他认定是自己忽视了罗贝尔的教育，才导致养子向着他幻想中的战场一路飞奔——尽管他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参军是因为对战场的憧憬。
他明明可以成为一个航空工程师的……
“年轻人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吧，阿让，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薇尔莉特温柔的铁手轻轻盖在德内尔因悲哀和自责而发抖的双手上，“即使是那时的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少女，不也顶撞霍金斯，信誓旦旦地说‘我没在烧’吗？”
德内尔依然保持着沉默，只是垂下了眼睑，不再紧盯着与战友的合影，显得格外消沉。
薇尔莉特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用义肢轻轻拍打面前同事好友的手臂，让金属的轻微响声安抚这位疲惫的老战士。
“我有些累了。”
薇尔莉特的眼神里充满担忧和牵挂，因为面前的德内尔看上去可不止“有些累了”，与罗贝尔相比，现在的德内尔活像具尸体：“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吧，阿让，等我一下。”
说完，薇尔莉特起身离开了德内尔的房间，过了几分钟，她重又出现在了房间的门口，吃力地抱着一个比她还要大的玩偶：“我把它借给你，我的英雄会让你安然入睡。”
薇尔莉特的“英雄”是一个以大战时期法军士兵为造型的玩偶，这个玩偶几乎没有脸。钢盔遮住了额头，野蛮生长的眉毛盖住眼睛，不知道多久没刮的胡子布满下巴，因而嘴巴也消失不见，五官就只剩了一个脏兮兮的鼻子最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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