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在小区看到一个脑血栓后遗症的老人散步，左手左脚同时往前迈，动作僵硬得像提线木偶，我手里的购物袋“啪嗒”掉在地上，十七岁那个夏夜的风突然就吹到了眼前——带着啤酒味的晚风、电线杆的黑影、围墙灯投下的惨白光晕，还有那个全身漆黑、同手同脚走路的“人”，瞬间把我拽回了妈妈当年工作的那个厂区宿舍。
2008年暑假，我中考结束，揣着成绩单去妈妈工作的城郊厂区住。妈妈是厂区食堂的厨师，宿舍就在食堂后面的小平房里，一排三间，墙皮掉得露出里面的红砖，门口搭着个石棉瓦棚子，摆着一张方桌和四条长凳。厂区很大，除了生产区，宿舍区就住了十几户人家，晚上十点后整个院子就静得只剩下虫鸣和远处车间偶尔传来的机器声。
那天是七月半，妈妈说“鬼节”要吃点好的，特意去菜市场买了排骨、豆角和凉菜，还提了一捆瓶装啤酒——说是要请食堂的两个同事，王叔和李叔来吃饭。王叔是食堂的采购员，皮肤黝黑，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李叔是帮厨，话不多，但手巧，会用红纸剪窗花。我跟他们很熟，平时总跟着他们去厂区后面的河沟摸鱼，关系好得像一家人。
晚饭从六点吃到八点多，桌上的排骨炖豆角被吃得干干净净，啤酒瓶倒了五个。王叔酒兴上来了，拍着桌子说：“光喝酒没意思，咱来打牌，输了的在脸上画王八！”李叔和妈妈都笑着应了，我更是举双手赞成——平时妈妈不让我打牌，今天过节，她难得松口。
我们搬着方桌到石棉瓦棚下，借着头顶的15瓦灯泡光打牌。规则是“斗地主”，输家要被赢家用马克笔在脸上画一笔。我牌技最差，不到一个小时，脸上就被画得五花八门：左脸画了个小王八，右脸画了三道胡子，额头还有个歪歪扭扭的“输”字。妈妈笑得直不起腰，拿手机拍了好几张照片，说要发给爸爸看。王叔更损，趁我不注意，在我鼻尖上点了个黑点儿，说“这样更像小丑”。
牌打到十点，妈妈揉着腰说：“不行了，年纪大了熬不住，你们玩，我先去洗漱。”王叔和李叔正打得兴起，摆摆手说再玩两局。妈妈洗漱完回屋前，特意叮嘱我：“夜里去厕所记得叫我，别自己去，厕所离得远，又没灯。”我满不在乎地摆摆手：“妈，我都十七了，怕啥？以前在老家黑灯瞎火的山路都敢走。”妈妈叹了口气，没再劝，回屋关了灯。
两局牌打完，王叔突然说：“光打牌没意思，咱来讲鬼故事吧？就讲厂区里的传闻。”我一下子来了精神，凑到桌前：“我先听！我要听最吓人的！”李叔抿了口啤酒，慢悠悠地开口：“前年冬天，有个夜班工人去厕所，回来的时候说看见厕所旁边的围墙根儿站着个人，穿一身黑，头低着，看不见脸。他喊了一声，那人没应声，转身就往围墙那边走，走得怪怪的……”
“咋个怪法？”我追问，手里的马克笔都忘了放下。李叔放下啤酒瓶，伸出手比划着：“左手左脚一起动，跟机器人似的。那工人以为是小偷，追了两步，那人‘嗖’地一下就翻上围墙了——那围墙高三米多，正常人哪能翻那么快？后来保卫科去查，围墙顶上连个脚印都没有。”
我后背一凉，下意识往黑暗里看了一眼。石棉瓦棚的灯只能照到方桌周围，再远就是浓得化不开的黑，电线杆的影子歪歪扭扭地投在地上，像个张牙舞爪的怪物。王叔拍了我一下：“吓着了？这算啥，我再给你讲个更吓人的……”他讲的是厂区以前的老厕所，说有个女工夜里去如厕，听见隔壁蹲位有人哭，问是谁也不说话，推开门一看，空无一人，只有墙上有个湿淋淋的手印。
我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却又舍不得走，攥着衣角听得格外认真。妈妈屋里的灯早就灭了，整个宿舍区只有我们这盏灯亮着，远处生产区的路灯隔了几百米，像颗昏黄的星星。啤酒瓶又多了三个，王叔和李叔的脸都红了，讲的鬼故事也越来越离奇，从厂区的传闻讲到老家的“撞鬼”经历，时间不知不觉就滑到了凌晨一点多。
“行了行了，别讲了。”妈妈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都一点了，明天还要上班，赶紧散了吧。”王叔和李叔对视一眼，笑着说：“最后一瓶，喝完就走。”我突然觉得膀胱发胀——刚才喝了太多凉白开，早就想去厕所了，只是听鬼故事听得忘了。“我去趟厕所。”我站起来，刚要往黑暗里走，王叔喊住我：“要不要陪你去？”我想起自己刚才说的“不怕”，硬着头皮摆手：“不用，我自己能行。”
厕所离宿舍有五十多米，在厂区围墙边上，是个简易的旱厕，没有灯，平时全靠厂区远处的那盏路灯照点光。我揣着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在黑暗里戳出一条亮路。夜里的风很凉，带着厂区旁边稻田的清香，可我总觉得后颈发僵，刚才听的鬼故事像电影似的在脑子里回放——李叔说的那个同手同脚的黑影、王叔说的湿手印，越想越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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