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厂长办公室的门开着。
陈衡站在门口，手里捏着工牌。塑料片边缘没修干净，毛刺扎着手心，有点疼。
他没急着走进去。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占了小半间屋子，桌面上压着块玻璃板，玻璃底下夹着各种通知、电话号码、生产进度表。两把木椅子，椅面磨得发亮。墙上挂一张厂区规划图，图上用红笔圈了几个点，标着“拟扩建”三个字。窗户敞着，一车间的机床声从外面涌进来，隆隆地响，震得玻璃板上的水杯跟着嗡。
刘厂长坐在桌后面，抬了下眼皮看他。
陈衡走进去，在桌前站定。
没让他坐。
桌上摊着几张纸。陈衡一眼就认出来了——轴套加工工艺改进方案的手稿，他自己画的。铅笔画的三视图，每一道工序的切削参数都标得明白。进给量、转速、背吃刀量，公差标注精确到丝。
这几张纸不知道被翻了多少遍，纸角都卷了。
刘厂长盯着那几张纸看了好半天，才抬起头。
“陈衡，你今年多大？”
“十六。”
“十六。”
刘厂长重复了一遍。他端起桌上的搪瓷杯喝了一口水。杯子是部队带出来的，蓝色底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掉了两个。杯子搁回桌上，碰出一声闷响。
“十六岁，修好了龙门刨。十六岁，提出了轴套加工改进方案，效率提升四成多。”
刘厂长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陈衡，你跟我说实话——这些东西，谁教你的？”
陈衡没回答。
从修好龙门刨那天起，他就在等这个问题。准确说，从他决定动手的那一刻起，这个问题就注定要来。一个十六岁的初中毕业生，修好了厂里最高级别的大型设备，紧接着又拿出一套连技术科都没想到的工艺改进方案。
问题不在于会不会被问，在于怎么答。
他在心里把准备好的说辞过了最后一遍。
“没人教。”陈衡抬起头，“我自己琢磨的。”
刘厂长没说话。手搁在桌面上，等着。
沉默比追问更难受。带兵的人惯用这手段——不接你的话茬，让你自己往下说，说得越多，破绽越多。
但他必须说。
“我从小就喜欢拆东西。家里的闹钟、收音机、手电筒，能拆的都拆过。有一回把我爸的手表给拆了，挨了一顿打，一个礼拜没让我进家门。”
这是真事。原主的记忆里确实有这么一段。
刘厂长嘴角动了一下，没说话。
“后来我爸不让我拆了，我就去废品站捡旧书看。机械制图、金属材料、车工手册，捡到什么看什么。有些书缺页，有些书封面都没了，但能看。前后捡了好几年，攒了一箱子。”
“废品站的旧书？”
“对。三分钱一斤那种。”陈衡说，“后来我跟老周师傅学了一些基础——怎么看图纸，怎么用游标卡尺量尺寸，怎么听声音判断机床故障。老周师傅说我上手快，手感还行。”
他顿了顿。
“再就是，我之前在废品站拆过一台报废的液压泵。拆开之后对照着书上的原理图，一个一个零件地琢磨，琢磨了两个多月。修龙门刨的时候，液压系统出问题，我一看，跟那台液压泵的原理差不多，就想起来了。”
说完了。
刘厂长从抽屉里摸出一盒飞马烟，抽出一根，没点。烟夹在手指间转了一圈，又转回来。
“老周教你的是基础。”
“是。”
“龙门刨的液压系统可不是基础。”刘厂长把烟搁在鼻子底下闻了闻，“一台报废的液压泵，加几本没封面的旧书——”
他敲了敲桌上的手稿。
“就能让你搞出这个东西？”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一车间的机床声从窗户涌进来，填满了这段沉默。
陈衡没接话。
这套说辞漏洞不少。他知道。但凡刘厂长多追问两句——比如你在哪个废品站捡的书？书名叫什么？那台液压泵是什么型号？——他就得编更多的谎来圆。越圆越薄。
但他没有更好的故事可以讲。总不能说：刘厂长，我前世是哈工大的博士，参与过三个型号的重点装备研发，修你们这台龙门刨跟修自行车差不多。
刘厂长也没再追问。
他看了陈衡十几秒。
这十几秒，陈衡站在原地，后背的汗从脊椎骨一路淌下去，内衣贴着皮肉，又湿又凉。他控制着自己的表情，不躲闪，不紧张，就那么站着。
十六岁的少年站在一个老军人面前，被审视。
刘厂长把那根没点的烟放回烟盒里，盖上盖子。
“陈衡，你知道厂里现在怎么看你吗？”
陈衡没回答。
“有人说你是天才。”刘厂长竖起一根手指，“有人说你背后有人教——比如你爸。”第二根手指。“还有人说——”
第三根手指竖起来，停了一下。
“你是敌特派来的。”
陈衡攥着工牌的手收紧了。塑料片的毛刺扎进肉里，一阵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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