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大好的周三那天，林栀去了公证处。
她本来想周末再去，但这几天一直没睡好，翻来覆去地想方主任那句话，“遗嘱公证过没有？”
她也不知道。
十九岁那年的事像隔着一层毛玻璃，轮廓还在，细节全模糊了。
姥爷走得太突然，从住院到离开前后不到一个月，所有人都没准备好。
林栀从学校请假回来，在医院守了最后几天，守到姥爷最后一次睁开眼，看了看她，又看了看窗外。
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棵梧桐树的叶子在风里晃。
姥爷看着那片叶子，嘴角动了动，像是想说一句诗，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出来。
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个表情。眼里没有恐惧，而是带着一种遗憾的、安静的、对什么东西的留恋。
也许是对那片叶子，也许是对院子里还没开完的牵牛花，也许是对林栀。
遗嘱是在姥爷的书桌抽屉里找到的，放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信封上写着“栀栀亲启”。
林栀记得自己打开信封的时候手一直在抖，遗嘱上的字她每一个都认识，但那些字连在一起的意思，她花了很久才消化。
姥爷把院子给了她，不是给姥姥，不是给几个儿女，是给她。
她当时只知道哭，遗嘱有没有公证，她完全没想过，后来也没有人提过这件事。
姥姥不识字，从来不看那份遗嘱，陈美兰倒是看过，确认姥爷确实是把院子给了她的外甥女，气的跟姥姥闹了几天倒也作罢。
现在她必须搞清楚这份遗嘱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力。
如果姥爷当年办过公证，那遗嘱就是铁板一块，陈美兰再怎么闹也没用。
如果没有，事情就复杂得多。
公证处在新城区一栋政务服务中心的六楼，排队的人不少。
林栀在取号机上取了一个号，坐在大厅的长椅上等。
她把帆布袋放在膝盖上，眼睛盯着叫号屏幕上的红色数字，一个一个地跳。
她旁边坐着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手里攥着一沓材料，时不时问老头“这个是不是要复印”“那个章盖对了没有”，老头戴着老花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帮她看。
两人的肩膀挨在一起，老头的胳膊肘偶尔碰到老太太的手肘，老太太就顺势往他身上靠一靠。
林栀看着他们，想起小时候某一年夏天，低下头笑了。
那时候姥爷带着她和妈妈姥姥去赶集，姥姥穿了一件新做的碎花衬衫，站在院门口等姥爷锁门。
姥爷慢悠悠锁了半天，姥姥等得不耐烦了，说“老头子你快点，磨磨唧唧的集都要散了。”
姥爷也不急，锁完门转过身慢悠悠的走过来说：“散了就散了，明天还有。”
那时候姥爷身体还安康，一切都还没有开始变坏。
“B043号，请到3号窗口。”
林栀回过神来，站起来走到窗口前。
里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员工，林栀把遗嘱从帆布袋里拿出来，连带着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和姥姥的身份证复印件一起递进去。
“您好，我想查一下这份遗嘱有没有做过公证。”
工作人员接过遗嘱，翻开看了一遍，然后她把遗嘱放在扫描仪上，在电脑上调出了一个查询界面。
“陈济川，平安巷三十七号，代书遗嘱……”
她一边念一边敲键盘，说：“办理过公证的遗嘱，我们的系统里会有存档记录。不过这份遗嘱看起来时间比较早了，当时很多档案还没有完全电子化，查起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样，我先在系统里搜一下，如果没有记录，就去档案室翻纸质卷宗，你先坐一会儿，稍等。”
林栀点了点头，在椅子上坐下。
大厅里的空调开得很足，在已经进入初秋的季节，吹的她感觉有点凉，她把手缩进袖子里，盯着墙上的叫号屏幕发呆。
等了大约十几分钟，工作人员又喊了她的名字。
“林女士，你的遗嘱我们查过了。”
工作人员把遗嘱翻到见证人那一栏，指给她看。
“这份遗嘱没有公证，另外你看这里，见证人写了两位，一位是王桂芳，另一位是孙秀兰。孙秀兰是立遗嘱人的配偶吧？配偶在法律上跟这件事有利害关系，不能当见证人。所以这份遗嘱实际上只有王桂芳一位见证人，不符合法定形式。不过你也别着急，如果能找到王桂芳，让她出庭作证或者出具书面证言，证明这份遗嘱确实是你姥爷亲笔写的、当时意识清醒、没受人胁迫，那遗嘱的效力还是有办法认定的。”
林栀听得有点懵，什么利害关系人、法定形式，这些词在她脑子里转了一圈，最后只抓住了一句话：找到王桂芳就好。
她道了谢，把遗嘱复印件收进帆布袋里，心里反复念叨着王桂芳三个字，完全没有意识到“见证人不够”这件事意味着什么。
王桂芳。
她把这个名字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念叨，试图从三十年的记忆里打捞出这个人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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