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
“周末有什么安排吗？”
隆复生抬起头看了她一眼。他注意到她今天穿了一件新买的亚麻衬衫，颜色是很淡的雾霾蓝，衬得她皮肤很白。他想说这件衣服很好看，但嘴张开又合上，因为手机震了一下，甲方在群里发了一条长达五十九秒的语音。
他没点开那条语音。五十九秒太长了，他的注意力已经无法撑起这么长的时间。他把手机放下，像一个艰难的戒断动作。
“周末，”他想了想，“周六下午有个项目汇报，周日……周日好像没什么事。怎么了？”
苏晚笑了笑：“没什么，就是问问。妈打电话来，说好久没见我们了，想让我们回去吃顿饭。”
隆复生皱眉，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哪个妈？”
“你妈。我妈上个月刚来过。”
隆复生的眉头没有松开。回老家——这意味着至少四个小时的车程，意味着要应付七大姑八大姨的盘问，意味着手机信号可能不稳定，意味着他可能要在乡下那个没有光纤入户的老房子里度过一个与网络失联的下午。那个念头刚一浮现，他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荒谬，但他控制不住。
“再说吧，”他说，“周六那个汇报不知道要搞到几点。”
苏晚低下头喝咖啡，没有再说话。她的沉默像一杯放凉的茶，没有恶意，但有一种微微的涩。
隆复生看着妻子低垂的睫毛，忽然感到一阵强烈的愧疚。这种愧疚来得猛烈，去得也快，像一阵突如其来的雨，还没等地面湿透就被烈日蒸干了。他拿起手机，点开了那条五十九秒的语音。
甲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絮絮叨叨，翻来覆去，像一首只有副歌的烂歌。
隆复生吃完早饭出门的时候，天空飘着细雨。他站在公寓楼下等网约车，手机撑着一把透明的伞——不是他撑着伞，是他的手机，他要用它看路况、看订单状态、看工作群有没有新消息。雨丝落在屏幕上的时候，他用指腹抹去水珠，像一个园丁拂去花瓣上的露水，但这个动作里没有诗意，只有焦虑。
车来了。他坐进后座，系安全带的同时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下雨天路堵，得四十分钟。”
隆复生“嗯”了一声，手指已经在键盘上敲了起来。他要赶在到公司之前把修改意见整理出来，这样上午的会议才能有的放矢。他的大脑像一台过载运转的机器，齿轮咬合处已经冒出了青烟，但他没有停下来的按钮。
车窗外，城市的街景在雨中模糊成一片流动的灰色。行人撑着伞匆匆而过，看不清脸，看不清表情，只看得到一模一样的黑色伞面和一模一样的匆忙步伐。这座城市有超过两千万人口，此刻在早高峰的雨幕里，每一个人都像隆复生一样，急着赶往什么地方，急着处理什么事，急着从这一秒奔向下一秒。
急着，急着。
没有人知道自己在急什么。
车在高架上堵住了。红色的尾灯连成一条蜿蜒的光河，缓慢地向前蠕动。隆复生合上电脑，靠在座椅上闭了一会儿眼。他的太阳穴在突突地跳，后颈的肌肉僵硬得像一块木板。他忽然很想抽一根烟——他已经戒了三年了。
车窗上凝了一层薄雾。他用手指在雾气上画了一个圆，透过那个圆看出去，是一栋正在拆除的老建筑。脚手架像一副巨大的骨架，包裹着一栋民国时期的三层小楼，墙面已经斑驳，爬山虎枯萎的藤蔓还挂在檐角，像老人手背上凸起的青筋。
隆复生盯着那栋楼看了几秒。
他是学建筑的，当年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高中时在一本建筑杂志上看到了一张照片——苏州博物馆，贝聿铭的作品。那栋建筑用现代的语言讲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光线从玻璃屋顶倾泻下来，像时间的瀑布。他在那张照片里看到了某种关于“永恒”的东西，一种超越具体材料和功能的东西，一种可以让人静下来、慢下来、甚至停下来仰望的东西。
他想做出那样的建筑。
后来他发现，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人需要那样的建筑。甲方需要的是能尽快变现的商业综合体，能拍出好看照片的网红打卡地，能写上楼书卖高价的高端住宅。没有人关心光线如何从屋顶倾泻下来，没有人关心一栋建筑能不能让人停下来仰望。
有时候隆复生觉得，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栋巨大的、正在施工中的建筑。脚手架从未拆除过，电钻和打桩机的声音是它永恒的背景音，所有人都在赶工期，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所有人都在以一种近乎疯狂的节奏向上向上再向上，好像只要够高，就能够到什么。
但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够到什么。
车终于动了。隆复生的手机响了，是公司的电话。他接起来，听筒里传来助理小陈急促的声音：“隆总，三号项目的甲方说今天上午就要看新的方案，十点之前。”
隆复生看了一眼时间：九点十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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