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念头昏散
人生最难的修行，不是在深山古刹青灯古佛旁，而是在地铁十号线的拥挤车厢里，还能守住内心一寸安宁。
隆复生站在财富大厦六十七层的落地窗前，手中握着一杯已经凉透的美式咖啡。窗外是这座城市最繁华的CBD，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目的阳光，像无数把锋利的刀，切割着天空。高楼之间偶尔有飞鸟掠过，它们的身影在被建筑切割得支离破碎的天幕上显得格外渺小。
他的手机每隔三十秒就会震动一次，微信未读消息的红色数字已经跳到了三位数。昨夜凌晨两点，他还在回复海外客户关于第三季度财报的问询；凌晨四点，他给团队的实习生发去了修改企划书的邮件；清晨六点，他睡了两个小时后醒来，发现枕头上有几根脱落的头发，对着浴室的镜子，他看到自己眼下青黑的阴影，像两道深深的车辙。
四十一岁的隆复生，是这家投资公司最年轻的合伙人。在这个以业绩论英雄的行业里，他用了不到十五年时间，从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做到今天的位置，在旁人看来已是风光无限。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具看起来依然挺拔的身体里，已经装满了疲惫和碎片。
“隆总，九点半的新加坡客户会议材料我发您邮箱了，还有十点半的项目评审会您要主持，中午十二点和深圳团队的午餐会改在楼下日料店了，下午两点——”
助理林澜的声音像一条流水线上的传送带，不断地把一件又一件“待办事项”送到他的面前。隆复生抬手打断她：“知道了。”
林澜迟疑了一下，欲言又止地看了他一眼，最终还是转身退出了办公室。隆复生注意到她刚才的眼神里有一种熟悉的东西——那种下属对上司想要表达关心却又不敢越界的谨慎。最近几个月，他的脾气确实越来越差了。上周的部门例会上，他当着十几个人的面把一份方案摔在地上，说那是“垃圾”。会后他才发现，那个方案是团队里一个刚入职三个月的女孩熬了三个通宵做出来的。那女孩第二天就提了离职。
他不是不知道自己变得暴躁、苛刻、难以相处。但他总觉得，在这个行业里，仁慈是一种奢侈，柔软是一种罪过。市场不会因为你累了就停止波动，竞争对手不会因为你病了就放慢脚步，客户的催促不会因为你失眠就变得温柔。他必须时刻紧绷着，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弦，随时可能断裂，却绝不能在断裂之前发出任何示弱的声音。
手机的又一次震动打断了他的思绪。是妻子方晴发来的消息：“今晚能回来吃饭吗？朵朵说想你了，她已经连续五天没见到你了。”
隆复生看了这条消息很久，打下两个字：“尽量。”然后觉得这两个字太敷衍，又删掉，重新打了一行：“跟客户开会，不知道几点结束，你们先吃，别等我。”发出去之后，他觉得自己像个机器在回复一封无关紧要的邮件，语气里没有任何温度。他甚至想不起来上一次和女儿一起吃晚餐是什么时候，也想不起来上一次和方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聊天是在哪一天。
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张全家福，是前年在马尔代夫度假时拍的。照片里的他穿着花衬衫，戴着草帽，笑得像个孩子。方晴靠在他肩膀上，朵朵被他们俩举在中间，三张笑脸在海风和阳光里绽放。那张照片现在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他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却几乎没有再去看它一眼。
九点十五分，他走进会议室与新加坡客户视频连线。屏幕上出现了对方团队的面孔，他和他们用流利的英语讨论着投资回报率和风险控制模型。他对这些数字、公式、图表了如指掌，每一个数据都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可以随时调用、计算、推演。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客户对他提出的方案表示满意，项目推进到了下一个阶段。
但就在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眼前突然一阵发黑，耳机里的声音像是被人按下了静音键，整个世界在那一瞬间失声、失明。他下意识地扶住桌沿，屏住呼吸，等了大约五秒钟，视觉和听觉又慢慢恢复了。整个过程不过几秒钟，对面的人完全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
这不是第一次了。最近一个月，这种突如其来的“空白”已经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在驾驶座上坐了十分钟才缓过来。第二次是在电梯里，周围明明站满了人，他却觉得自己像是漂浮在真空中，所有的声音都变得遥远而失真。
他看过医生，做了全身检查，体检报告上除了“颈椎退行性病变”“轻度脂肪肝”“睡眠不足”这些都市白领的标准配置之外，没有什么大问题。内科医生说他是“过度疲劳”，建议他“多休息”；神经内科医生说他是“亚健康状态”，建议他“调整生活方式”；心理科医生问他最近是不是压力很大，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压力很大？这个问题本身就像一个笑话。他这十五年，哪一天不是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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