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西北的徐平还不知道朝中的这场大争论，他也顾不上。泾原路的军政关系要仿秦凤路理顺，数万禁军等着整训，天都山一战要论军功，发赏钱，还要顾及大量军队驻扎对地方的影响，徐平忙得脑袋发晕，哪里还能够掺合那些事情。
千年后的思想也让徐平在这场争论中插不进去话，贞观四年的政争，对后来近千年的影响已经被后世遗忘了。后人只记得唐太宗有一个“天可汗”的荣耀，却已经忘掉直到唐玄宗，那几个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唐朝是胡汉大交流大融合的朝代，只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绝不只是限于唐朝时期，历史上最少要到明朝才最后完成。
党项哪里来的？唐朝迁进来的。幽燕被宋朝认为是汉人故土，一定要收回来，但那里的人是不是心向大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里的汉人，未必就真的是汉人。就是那里现在身份显赫，被认为是汉人的所谓“燕四大族”，祖上也可能本来是胡人。民族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包括胡人汉化和汉人胡化，不同的时期各占上风。胡族内迁，年深日久，北方新的民族再次兴起，南迁的胡族便就成了汉人。后晋的石敬塘本是沙陀人，其所依赖的军事力量也以沙陀人为主，向契丹称“儿皇帝”的时候，契丹人便就认为他是汉人。这个年代人们口中说的汉人胡人，未必能够当得了真，不只是血统，还包括文化。禁军系统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便就大量保留了这种五代遗风，是一种胡风汉风搀杂的产物。
从贞观四年起，唐朝向内地整体迁入的番胡以百万计，以这个年代的人口密度，这些人最少可以牢牢占住后世几个省的地盘。安史之乱后，中原的汉人排胡，大量内迁的胡人迁往了河东路和河北路，与大量收容异族内迁的陕西路一样胡风浓烈。后来的禁军以招这几路的人参军为主，不只是认为那里人身材高大，能打敢战，还有背后的文化因素。
徐平的军制改革，其实改的制度还是次要的，触动最大的还是军事文化。只不过徐平自己没有这种自觉，前世的思想根深蒂固，他反而认为这不重要。
胡汉之争，一直到这个年代，其实都是伏在表面下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宋人尊韩愈，后世不再提起的一个原因，是韩愈复兴儒家背后有很重要的排胡的用意。韩愈为什么呼吁“灭佛”？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认为佛教是胡教。后来三教融合，一个大背景是完全本土化的禅宗一家独大。胡汉矛盾，在宋朝是与重文轻武、儒家再兴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上在北宋灭亡，禁军彻底完蛋之前，以汉人为主的文官一直想向禁军下手，一直不成功，背后同样有这种影响。现在徐平证明了汉制之下，军队一样能打，由此引起的风波就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
这个年代正是欧阳修成长起来的时候，历史上的欧阳修之所以是一代文宗，其他大家都不可比，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确定了儒家在宋代的主流地位。正是他的“正本清源、以意逆志”的主张，确立了宋儒的大方向，历史上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均深受其影响。宋代儒家崛起的背后，便有争正统，排斥胡风的文化因素。
这场大争论不是徐平的一句话引起的。更根本的原因是他对财政的改革，带来了经济上的自信，陇右的胜利，带来了军事上的自信，而欧阳修这些人，一向又都有文化上的绝对自信，已经酝酿许久。徐平的那一句话，只是一个导火索。
徐平的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改革，总的来说是就事论事，不过多发挥。但以欧阳修为主的一批年轻官员，正在把这场改革深化到文化层面。他们的观点和主张未必就与徐平相同，但却更加激进，很刀都挥到了徐平想不到的地方。
以百万计的胡人内迁，还曾经在近二百年的时间当了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由此带来的制度与文化惯性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清除掉的。这种影响其实无处不在，哪怕就是在徐平的前世，涉及历史的影视文字称呼官员时一律为“大人”，然而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中这样称呼只有不足百年，然而大家却都认为这样才正常。“老爷”、“少爷”“太太”“小姐”这些称呼曾在短时间内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很快就死灰复燃。这个年代，同样存在这样的现象，从生活习惯，到日常称呼，那两百年的影响处处可见。
跨越千年而来的徐平没有这种认识，欧阳修这一批人可不同，他们有极为强烈的文化自觉。一方面他们在慢慢地接纳徐平的施政举措，并且从历代儒家经典、名臣言论中找根据，把徐平本人纳入儒家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把徐平的所作所为向更深的层次发挥，上升到文化层面，跟汉以后的千年历史作切割。
所谓三不朽，《富国安民策》可作为徐平的立言，平定西北可为立功，而深深影响后世的立德，就是不他自己的作为了。欧阳修这一批在政见上其实跟他有众多不同的官员，正在为了各种目的，把他推向一个他自己万万想象不到的地位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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