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刚停，厂区空地上的碎玻璃渣被雨水冲得亮晶晶的。唐震踩着湿漉漉的石子路往值班室走，夹克袖口上还沾着从慈云寺带回来的铅笔灰。他在厂门口停了一下，抬头看了一眼主楼方向——爬山虎的叶子被雨打湿了，颜色比平时深了一个色号。二楼最右边那扇窗后面的窗帘纹丝不动。
值班室门口的台阶上蹲着老周。
他没端搪瓷缸，手里捏着一根没点的烟。烟卷在他粗糙的指节间来回转动，过滤嘴那头已经被捏得变了形。地上扔着三个烟头，都踩扁了，烟灰被雨水洇成几团灰黑色的渍。他听见脚步声，没抬头。
“你回来了。”老周的声音比平时沙哑，像是嗓子眼里卡着一口没咳出来的痰，“考古站那个女娃，帮你弄清楚了？”
唐震在他旁边的台阶上蹲下来。老周身上一股浓烈的烟味，混着老荫茶的苦涩和他那件旧棉袄里絮了几十年的陈年潮气。唐震说差不多。
老周把烟卷塞进嘴里，没点。火柴盒在他另一只手里翻来覆去地转，纸盒边角磨得起了毛。“我有个徒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火柴盒不转了，“姓孙，叫孙建国。你进厂之前就没了。十多年前的事了。”
唐震没有接话。他知道老周不需要他接话。
“五车间刚封没多久，厂里风声紧，夜里要加一趟巡逻。那天晚上我排的班，小孙说周叔你腰不好我替你去。我没多想就应了。他穿上大衣拿着手电筒出了值班室，走到门口还回头冲我笑了一下。”老周把手里的烟卷从嘴里拔出来，烟纸上多了一个牙印，“第二天早上我来接班，门开着，灯亮着，手电筒搁在桌上，开关是关着的。人不见了。”
他顿了顿。台阶上的积水沿着水泥缝往下渗，发出极细微的滴水声。
“桌脚旁边地上有一摊灰白色的粉末。和江边那个撑伞人身上掉下来的一模一样。那个粉末我认得——小孙出事之前三天刚在灰砖楼走廊里扫过，说是什么东西从墙缝里漏下来的。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老房子掉灰。后来粉末没了，小孙也不见了。”
老周把左手伸到唐震面前，张开手掌。右手无名指第二个指节上有一个烟疤，旧伤，疤痕已经发白，但烫得很深，皮肉皱成一小团不规则的疤块。
“那天晚上我不敢报派出所。秦广林不让我报。他说报了也没用，警察找不到他。人不是被绑走的，是化没了——从里往外化，最后剩下一摊灰。秦广林说这栋楼底下有东西，专门找值夜班的人。他说小孙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他把那根没点的烟塞进唐震夹克胸前的口袋里。动作很慢，手指在烟卷上停了一下，像在确认口袋的深度够不够放下一根完整的烟。
“你查的事我拦不住你。你有你的路要走。”他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老年人特有的脆响，“但有一条——别把自己搭进去。那孩子跟你一样犟，我不想再站在门口等一个回不来的人。”
他推开值班室的门走进去，门轴发出一声干涩的吱嘎。唐震在台阶上又坐了片刻，站起来把夹克领子翻好，推门进去。
方桌上堆着老周的考勤表、搪瓷杯、手电筒。他把这些东西统统挪到旁边的文件柜上，桌面清空，只留下三样东西。
顾敏给的油纸夹。李道士的地脉草图。陈驼子的水路转运记录。
三样东西来自三个不同的人，同一个月里先后到了他手上。
他把方桌上方的四十瓦灯泡拧紧了一点。黄黄的光照着三张摊开的纸。窗户上那层被雨水打湿的水雾还没干透，江面上传来的汽笛声被玻璃和雾气闷住，听起来比平时远得多。
他先从转运记录开始。手指沿着账本纸上的铅笔字一行一行往下移。丰都码头，七月十七，泊位零三。涪陵，七月二十二，泊位十一。长寿，七月二十九。寸滩，八月初四。朝天门，八月十一。每一条记录的日期和泊位编号之间存在着一种他不认识但能感受到的规律——间隔越来越短。从丰都到涪陵隔了五天，涪陵到长寿四天，长寿到寸滩不到四天，寸滩到朝天门更短。最后一条记录的日期是八月十八，泊位编号被铅笔涂抹过，但依稀能辨认出一个“七”字。
他把转运记录合上，拿起李道士的草图。草图上标注的不是泊位编号，是古地名。丰都鬼城、涪陵石沱、长寿但渡、寸滩古渡、朝天门——这些地名沿着长江的走向一字排开，每个地名旁边都用朱砂点了一个极小的红点。红点的位置和转运记录上的泊位编号是同一个顺序，从下游往上游，一节一节地往上推。
他打开顾敏的油纸夹，将拓片一张一张摊在桌上。总共七张。每一张拓片上都有符文，和烟壳纸上那条弧线一样从左上角划到右下角，末端往上挑了小半笔。但七张拓片上的符文并不完全相同——每一张的收笔方向都差了极其细微的角度。他把拓片按照收笔角度的变化排了个序，从左往右一字排开。排完之后发现，收笔的方向从下往上、从外往里、逐层收拢。七张符文的收笔角度依次内收，收束的圆心恰好指向神农架灵山禁地的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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